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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

蘋論:資產老年稅 勝薪俸老年稅

最近政府公佈由港大周永新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所做的《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報告。研究團隊除了分析六個民間退保方案外,還提出第七個方案,就是設立「全民老年金」,年滿65歲長者每月可領取3,000元。

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周教授的團隊發覺只有全民退保聯席方案的可持續性較高,到2041年仍未「爆煲」。然而,按照有關方案建議,全民退保的資金主要來自轉移5%強積金供款,兼且要向過千萬盈利的企業增加利得稅1.9%,相信很難獲得商界、僱主和僱員的支持。

至於研究團隊提出的「全民老年金」,資金主要來自增設的「薪俸老年稅」(payroll old age tax),僱主和僱員按薪酬每月額外供款1%至2.5%(即合共5%)不等,變相將80萬名打工仔納入稅網,恐怕亦難以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及考慮到香港人口未來將急速老化的實況,相信不用找精算師分析,亦知道向薪俸抽稅的全民退保財政上缺乏持續性。筆者個人相信大多數市民會為自己退休生活作好準備,政府有限的資源應該集中幫助那些年老無依,未有能力儲備足夠退休金的長者。

但從政治形勢來看,特區政府現在已經很難迴避引入全民退保。特首梁振英的競選政綱中提到成立及累積養老基金,親建制黨派,以至泛民各黨派都要求政府盡快落實全民退保,個別激進黨派更以此為由進行「拉布」。既然全民退保避無可避,負責的官員便應選取一個較為公平和合理的融資方案,以及盡量減輕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縱觀各個全民退保方案,額外資金始終離不開僱主及僱員供款,以及調高利得稅。現時打工仔每月已經要將10%收入(包括僱主供款)用作強積金供款,日後若要再支付高達5%(包括僱主供款)的「薪俸老年稅」,肯定令他們百上加斤。況且隨着人口老化,就業人口比率大減,依賴薪金收入的供款制度根本缺乏持續性。

至於調高利得稅,則會損害香港的競爭優勢。現時新加坡的利得稅已調低至接近香港的水平(只差0.5%),再加上提供稅務優惠和豁免,早已吸引不少企業將總部遷移至該國,故此香港調高利得稅去支付「全民老年金」的空間十分有限。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未來薪酬佔GDP的比率勢必大減。但由於過去數十年政府及私人累積巨額財富,故此可以透過動用政府儲備(包括外匯基金)所提供的收益,以及增設「資產老年稅」(asset old age tax),用作「全民老年金」,便可以避免增加年輕人的經濟壓力。例如政府可以把儲備每年賺到的數百億元(甚至過千億元)投資收入中一部份,每年近300億元的差餉收入中一部份,撥作「全民老年金」。未來可以按照實際情況,調高(或調低)差餉徵收率,這便可以避免直接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損害香港的投資環境及打工仔的工作意欲。

現時全港310萬個住宅和非住宅物業,每年租值高達5,000多億元。在經濟學上,物業的租值是「剩餘價值」,若然香港的投資及工作環境保持優勢,租值自然上升,業主(特別是工商物業的業主)也不會介意多繳納一些差餉。根據統計處資料,租金佔住戶總支出大約三成,調高差餉徵收率一個百分點,只會令每月支出增加0.3%,額外負擔遠低於開徵1%的「薪俸老年稅」。筆者建議的「資產老年稅」方案,值得各方面考慮。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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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4-08-29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

壹週刊:股神巴菲特投資表現一枝獨秀

股神巴菲特投資旗艦巴郡(Berkshire Hathaway)今年第二季業績,純利按年上升近41%,合共賺64億美元(約496億港元),打破2005年第四季創下的51.3億美元紀錄。

巴郡業績理想,主要受惠於美國經濟復甦,帶動投資回報大增。今年八月中,巴郡股價突破20萬美元(約155萬港元)一股,股價較去年底上升13.1%,遠遠跑贏同期標普500指數5.8%的升幅。

還記得今年初,巴郡公布去年投資回報為18.2%,遠遠跑輸標普500指數全年32.4%的回報(連同股息),市場又再度出現一些揶揄巴菲特的言論。去年美國科網股股價勁升,巴菲特一向迴避科網股,投資表現自然比下去。然而,所謂路遙知馬力,向來強調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的股神,不會因短期跑輸大市而改變投資策略,繼續嚴守他的投資紀律和法則。

事實勝於雄辯,巴郡過去50年的投資表現,遠遠跑贏大市(以標普500指數作比較)幾條街,其他基金的表現就連巴郡的背影也看不見。從巴郡的年報可見,由1964年9月底開始計算,截至去年底,其投資回報平均每年高達19.7%,49.25年總回報高達6,935倍。換言之,最初100美元的投資,經過49年多,增長至69萬多美元(即540萬港元),昔日巴郡的小投資者全部變成大富翁。

同期標普500指數的平均每年回報不及巴郡的一半,只得9.8%(連同股息),總回報是98倍,即100美元增長至接近1萬美元,只及巴郡的七十分之一。若與恒指作比較,巴郡的投資表現依然跑贏一條街。恒指由1964年9月底的101點,上升至去年底的23,306點,上升近230倍,平均每年升幅約11.7%。若連同每年約3.6%的股息,平均每年回報合共15.3%,49.25年總回報約1,108倍,仍只及巴郡的六分一左右。

巴郡的投資表現不但遠遠跑贏大市、恒指及其他基金,最難得的是歷年回報十分穩定,不會出現大上大落的情況。2000年及以前,巴郡沒有錄得負回報;即使科網泡沫在2000年爆破,大市受到拖累,巴郡當年仍錄得6.5%的正回報,遠勝於標普500指數同年的負9.1%回報。2000年以後,巴郡出現兩年負回報,分別是2001年(-6.2%)及2008年(-9.6%),但表現仍遠勝於大市。標普500指數2001年、2002年及2008年先後錄得-11.9%、-22.1%及-37%的回報。

巴郡的投資表現相對於香港大藍籌股票的表現又如何?透過Datastream及Yahoo! Finance找到的股價及總回報(包括股息及其他因素,例如派發紅股)資料,我們可以作一比較。根據Yahoo! Finance的資料,巴郡1980年3月17日的股價是290美元,去年底股價升至177,900美元,33.79年上升612倍,平均每年回報是20.9%。由於巴郡向來不派股息,所以股價升幅反映投資者的總回報。至於香港的恒生指數,同期年均回報只得14.1%(包括股息),總回報為84倍,遠遠低於巴郡。李兆基控制的煤氣,是恒指成分股的長勝將軍,同期年均回報高達21.6%,總回報是744倍,較巴郡還要高。但不要忽略同期香港通脹遠高於美國,港元匯率由1980年約5.0港元兌一美元下跌至約7.8港元兌一美元。因此若考慮到同期港元兌美元貶值三成多,煤氣的投資表現仍遜於巴郡。

從歷史往績可見,不論是正牌股神巴菲特,抑或「冒牌」股神李兆基,長期投資表現都極之出眾。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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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4-08-28 |A008|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

蘋論:香港經濟 從來離不開內地因素

特區政府上周公佈第二季香港經濟表現,受累於旅客消費大幅下滑,本地生產總值按季收縮0.1%,港人消費開支更下跌0.9%,明顯受到旅客消費下降影響。

本地經濟增長轉弱,出現負增長,絕不令筆者感到意外。自今年二月,本地零售業持續萎縮,失業率回升,無可避免影響經濟增長。

今年五月底,當時市民已感到經濟轉弱,但特首梁振英在策發會會議上,仍要求委員討論削減兩成自由行旅客的影響,自然觸動旅遊及零售業老闆的神經,急忙找人作出全面評估。筆者答應業界義務撰寫報告(但他們要捐錢,資助基層大學生入住宿舍),目的就是希望保住基層市民的飯碗,同時糾正過去幾年對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一些不盡不實的言論。

香港自從成為英國殖民地,到九七回歸,過去170多年的經濟發展,一直與中國內地扯上關係。開埠初期,香港作為轉口港,華人買辦在香港及內地兩邊走,促進兩地貿易及銀行業的發展。

二次大戰後,共產黨上台執政,之後爆發韓戰,中國受到禁運制裁,香港轉口業不保。可幸適逢大量資金、企業家及人才從內地流入香港,幫助香港發展工業,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成衣、玩具及電子產品暢銷全球。

到上世紀70年代末,香港土地成本及工資大幅上升,製造業競爭力大減,又適逢內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大量工廠北移,香港逐漸轉型至發展服務業,當中包括金融、物流、旅遊和專業及工商支援等四大支柱行業。近百萬名工廠工人順利過渡至服務業,沒有出現過大規模失業,堪稱世界奇蹟。

中國改革開放頭30年,香港廠商在內地每年聘用過千萬工人,不單幫助內地人脫貧,亦為香港帶來巨額收入,資金回流至香港,用作發展服務業。九七回歸後,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衝擊,連續六年出現通縮,失業率升至8%。到2003年香港與內地及中央政府簽訂CEPA,開展自由行,經濟從低谷復蘇,至今已10年。

香港一直是個對外開放城市,戰後大批難民湧入香港,60年代大量內地同胞逃避饑荒南下,1975至1980年合共50萬內地人在取消「抵壘政策」前來港,之後持「單程證」的內地人來港,成為港人。過去數十年,本地出生的香港人一直佔全港人口的六成,而在內地出生的則近四成;不論是在本地抑或內地出生的港人,絕大部份都崇尚自由,自強不息,在不同崗位上為香港的建設作出貢獻。

近幾年大量內地旅客來港,搶購日常生活物品,對香港的公共設施構成極大壓力。加上部份內地人的表現令人反感,故此出現「驅蝗」行動,有人在鬧市中謾罵旅客。但曾幾何時,當港人富裕起來後,到內地及其他國家旅遊的表現,搶購物品(包括物業),同樣令當地人反感,後來遇上經濟滑坡才有所改進。

過去百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香港不能閉關自守,必須對外開放,港人不應排斥內地人,反而應該向他們展示香港各方面的優勢,包括着重人權、自由、法治和廉潔,再加上2017年落實真正普選。港人不要被內地的貪腐文化所同化,要讓十多億同胞看到本身制度的優越性,來港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回到內地後推動內地的經濟及政治體制改革。特區政府亦應做好接待旅客各方面的配套工作,顧及香港的承受力,包括社會承受力。

《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看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擔心美國下一代年輕人失去競爭優勢,呼籲他們要有危機感。同樣,筆者亦擔心香港的下一代,不少是受保護的「港孩」,或者是只懂謾罵,缺乏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的一輩。當經濟下滑時,若然沒有作好準備,肯定是率先被淘汰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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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4-08-22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壹週刊:調高差餉徵收率用作全民退保

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即20多年前,政府已就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進行廣泛諮詢。1993年12月,時任署理教育統籌司林煥光在立法局宣布,政府有意採用「隨收隨支」的「老年退休金計劃」。

當時78位大專院校的學者(包括筆者),在報章上以廣告形式發表公開信,反對「老年退休金計劃」,認為計劃財政上並不可行。學者建議推行強積金計劃,並設立中央公積金,供就業人士自由選擇參與,作為退休保障。而老人福利則應由政府一般稅收支付,對真正有需要援助的老人提供現金津貼、醫療、房屋及康樂服務。

轉眼間過了20年,現在社會重新討論全民退休保障,香港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環境跟20年前已出現巨大變化。首先,本地人口進一步老化,人口年齡中位數由30多歲上升至40多歲;65歲或以上的人口接近100萬人,再過十多年,將增至超過200萬人。根據2012年政府的推算,到2029年經濟撫養比率將上升至1,258,即每1,000名勞動人口要供養1,258名非勞動人口;到2041年,更上升至1,500名。因此,若現在要引入「隨收隨支」的養老金計劃,要求在職人士每月供款,就算不用精算師計算,亦知道在財政上難以推行。雖然過去20年香港人口逐漸老化,但同期間港人累積巨大財富(見前文),只要善用這筆巨大財富,就能夠產生足夠收入去應付人口老化問題,保障退休老人的生活。

現時全港共有310萬個住宅和非住宅物業,總市值約18萬億元,當中260多萬個屬於住宅單位,平均每個私人物業市值約600萬元(按照樓宇買賣成交資料推算)。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這310萬個住宅和非住宅單位,今年應課差餉租值為5,340億元,以差餉徵收率5%計算,可為政府帶來267億元收入。若將徵收率調高2%,可額外為政府帶來百多億元收入。

現時全港240多萬個住戶中,超過一半(125萬戶)居住在自置單位內,絕大部分業主到退休時供樓完畢,有足夠資產應付退休生活所需。即使業主繼續居住在物業內,亦可透過申請安老按揭,600萬元物業每月可領取約12,000元年金,直至終老。若然政府向所有長者提供每月3,000元的養老金,筆者建議政府除了撥出部分儲備作啟動基金外,財政資源亦可來自與物業租值相關的稅項,例如調高差餉徵收率。一個月租10,000元的單位,現時每月要繳付500元差餉,若差餉徵收率調高兩個百分點,即每月多付200元,對每月領取3,000元養老金的業主來說,不會構成經濟壓力。對在職而未供樓完畢的業主來說,調高差餉徵收率的影響亦較向薪金抽取供款為輕。現時工資中位數約13,000元,若政府要求每月供款2.5%,金額便超過300元,供款數目一般較額外支付2%的差餉為多。收入較高的人,一般居住在租值較高的單位內,甚至擁有物業收租,他們亦有能力支付較多的差餉。現時的水務署,過去的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都是透過差餉補貼營運成本。

歐美及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透過增加僱員供款,或者引入及調高消費稅去支付全民退休金,只會對在職人士及基層市民構成更大經濟壓力,打擊工作和消費意欲,不利於經濟發展。調高利得稅,亦會損害香港的競爭優勢。向310萬個物業調高差餉徵收率,用作全民退保,除了稅基廣闊和穩定外,亦不用擔心加稅而令資金和人才外流(物業不能離開香港),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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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4-08-21 |A008|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

蘋論:回應對零售業報告的一些批評

批發及零售界(不是自由黨)委託筆者研究旅遊及零售業對香港經濟的全面貢獻,並發表報告。時事評論員林鴻達於8月13日在《蘋果》論壇撰文,指出有關報告的一些謬誤,筆者在此作出回應,以正視聽。

首先,林鴻達指摘港共政權一直以來只吹捧中國客源,忽略其他客源,無視旅遊業近十年來根本不是在自由市場的原則下運作。不錯,旅遊業一直不是在自由市場的原則下運作。2003年7月推行自由行前,本港居民可以自由離港到內地旅遊或公幹,每年人次高達5,000多萬。而中國內地旅客來港則受到限制,2002年只得682萬人來港旅遊。

推行自由行前,每日大量港人北上消費,為何沒有聲音說港人搶奪深圳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必須限制港人北上「自由行」?推行自由行後,49個內地城市的遊客來港限制放寬,香港與內地兩地人流失衡的情況才有所改善。去年港人經各管制站北上消費共6,000多萬人次,數字仍高於4,000萬內地訪港旅客數字。若說旅遊業不是在自由市場的原則下運作,恐怕應該是指香港因地小人多,需要限制內地旅客訪港的政策,而不是放寬有關政策。

林鴻達指中國內地旅客在香港所購買的貨品,絕大都是從外地入口,故此對香港的經濟貢獻不大。誠然,香港大部份的消費品和食品要倚賴進口,但這並不表示旅遊業及零售業不會帶來巨大經濟貢獻。零售商及食肆的總收入中,只有一小部份(大約三成)屬於進口貨品的價值,其餘大部份屬於港人所賺取的收入,包括從事進口、批發、零售、倉庫、運輸、廣告、市場推廣、裝修等行業的收入。亦正正由於香港倚賴進口商品,商品貿易方面出現巨大赤字,就更需要透過輸出服務(包括旅遊業),賺取足夠外匯收入去抵銷貿赤。

林鴻達指自由行收益大部份落入店舖業主手上,受惠的僅是社會上少數資產階級,勞工階層根本沒有得過任何好處,這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根據統計處資料,自2004年第四季至去年第四季,零售業就業人士名義平均薪金指數由85.2升至148,升幅接近74%;同期實質平均薪金(即扣除通脹因素)指數由97.1升至129.2,升幅高達33.1%,遠高於所有選定行業同期8.3%的升幅。相信林鴻達看錯數據,才誤以為僱員未能分享零售業興旺的成果。筆者撰寫報告,主要目的正是為了保住基層僱員的收入和就業。

最後,林鴻達指租金飛漲,令那些業務難以觸及自由行的行業就因此而相繼倒閉結業。正如林鴻達文章所述,自2004至2013年,全港零售商舖租金實際上升七成多,與僱員薪金的升幅相若,只是個別旺區租金及商舖售價飛漲。自由行沒有搶走非自由行行業的生意,「排擠」(crowding-out)港人在本土的消費。去年港人在香港的消費較2004年增加近6,000億元,由6,900億元增至近12,800億元,同期非本地居民的消費不過上升2,000多億元。

自由行亦沒有令小商舖整體數字下降。過去五年,零售業機構的總數由5.7萬間上升至6.6萬間,上升近16%,規模在10人以下的機構佔總數維持在93%的水平。現時6.6萬間從事零售業的機構,6.1萬間的規模是10人以下,較五年前的5.7萬間的總數還要多。自由行帶旺本地消費,製造更多創業和就業機會。若然訪港旅客驟減,港人收入大跌,恐怕連非自由行行業的生意也遭殃。

至於林鴻達文中提到400億元經濟損失的數字,是另一經濟學者關焯照研究削減自由行兩成對今年GDP的影響,不是筆者提出的數字。正如林鴻達文中所說:「數據說明一切。」筆者向來重視數據,寫一篇評論文章,往往花上四、五小時搜集數據,又不會受財閥及利益集團支配,才能建立個人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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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4-08-15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

壹週刊:港人財富超過20萬億元

前文提到過去50年,恒生指數上升240多倍,若連同股息計算,升值更達到1,200倍,平均每年回報超過15%。即1964年的1億元投資,今天已變成1,200億元。同期樓價、的士牌價亦大幅上升。

經過50年的資產價格上升,港人已累積豐厚財富。即使日後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勞動力增長不足,撫養比率驟升,亦可以透過善用巨額財富,產生足夠收入作為養老之用。

到底港人家底有多豐厚?政府統計處沒有這方面的數據,而由於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故此難以區分資產有多少屬於港人。筆者嘗試從不同來源去作出估算,估算方法盡可能傾向保守,以免誇大港人的財富數字。

首先,根據近年熱賣的新書《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估算,西方先進國家的資本與收入比率(Capital-income ratio)大約是6倍左右。以香港今年本地生產總值(GDP)約2.2萬億元推算,港人的財富可達到13萬億港元(下同)。

但筆者以為,港人的財富應遠高於13萬億元,保守估計至少20萬億元,即代表資本對收入比率達到9倍(20÷2.2),遠遠高於其他西方先進國家。背後原因自然是因為過去50年,本地投資回報,包括股價和樓價的升幅,都遠高於其他國家。例如恒指過去50年平均每年回報超過15%,而美國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平均每年回報不到10%,自然令兩地的財富差距擴大。

截至今年7月底,香港股市市值達到25.5萬億元,保守估計15%屬港人持有,即3.8萬億元。另外,流通貨幣及存款約10萬億元,當中近一半屬港元,其餘屬外幣(包括人民幣)。這10萬億元的現金及存款,估計大部分由上市公司及非港人持有,故此假設只得15%屬於港人,即1.6萬億元。

香港自2000年12月推行強積金制度,至今戶口結餘5,000多億元,其他職業退休計劃資產約3,000億元,公務員退休準備7,000多億元,三項退休金準備合共1.6萬億元。把上述股票、退休金準備、現金及存款加起來,資產總值合共7萬億元,是GDP的三倍多。根據宏利資產管理公司在去年4月發表的報告,香港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包括存款、退休準備、人壽保險儲備、互惠基金、證券及其他金融資產)大約是GDP的3倍,故此上述的數字與筆者推算相近。

然而,港人最大的財富並非金融資產,而是手上持有的物業。根據2014-15年財政預算案,全港共有310萬個物業(包括住宅及非住宅),預計政府全年可收到267億元差餉(財政司司長寬減其中61億元)。以現時差餉徵收率為5%推算,這310萬個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為5,340億元。假設各類物業的平均租金回報率是3%,即表示這310萬個物業總值17.8萬億元(17.8萬億×3% = 5,340億)。保守估計6成物業由港人擁有,即港人的物業總值超過10萬億元。

現時特區政府的財務資產淨值(包括財政儲備)約9,000億元,連同近7,000億元外匯基金歷年投資盈餘,總數合共1.6萬億元。把上述各項私人及政府資產加起來,總數約19萬億元。數字還未包括港人的其他資產(包括的士牌照、黃金、鑽石、私人及政府土地、非上市公司及海外資產),亦未扣除物業按揭及其他負債(約1萬多億元),但保守估計,港人擁有的私人及政府資產總數至少20萬億元。

港人累積如此豐厚財富,又應如何善用去解決人口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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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4-08-14 |A008|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2014年8月8日星期五

蘋論:旅遊業對香港GDP貢獻超過兩成

今年6月,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方剛,邀請筆者就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進行一個全面評估研究。由於筆者工作忙碌,故此初時沒有接受邀請,只承諾花兩天時間搜集相關資料和數據,試看是否值得花時間去進行詳盡研究。

搜集資料時,發覺旅遊業(特別是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遠遠高於政府統計處的估算。故此決定接受邀請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費用全部用作捐獻),目的是方便公眾了解削減自由行旅客對香港經濟所產生的實質影響。

筆者過去有一個印象,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行業,包括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和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以旅遊業的經濟貢獻最小。旅遊業屬高就業、低增值的行業。以統計處2012年的估算,旅遊業只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7%(當中3.9%屬入境旅遊,0.8%屬出境旅遊),遠低於貿易及物流(24.6%)、金融服務(15.9%)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12.8%)的比重。旅遊業就業人數約25萬人,佔總就業人數6.9%,較金融服務(6.3%)的比重還要高。

然而,當仔細分析統計處的數據和評估方法,便知道上述數字大大低估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全面貢獻。統計處評估入境旅遊(包括自由行)的經濟貢獻時,只計算與入境旅遊業「直接」相關的行業,包括零售、住宿、餐飲、客運及其他相關行業(例如文化及娛樂、旅行代理、會議展覽等),並沒有把一些「間接」相關的行業包括在內。根據上述方法,自由行只佔香港GDP的1.3%。

舉例來說,去年本地近5,000億元的零售業銷貨總值中,約35%來自旅客。這5,000億元的零售業銷貨總值,約900億元是零售業的經濟貢獻,其餘4,100億元屬於供應鏈上其他環節的貢獻,當中除了進口產品價值外,還包括進口、批發、倉庫、運輸、廣告、市場推廣、銀行融資、寫字樓租賃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例如會計及法律)的貢獻。

若然削減自由行旅客,對經濟的影響當然不會局限於零售業的900億元收益,對其他「間接」相關的行業都會產生負面影響。最近一些從事進出口貿易及批發的朋友告訴筆者,他們的定單和生意額已下跌多個月。同樣,若然旅客下降,不單酒店及餐飲業「直接」受到影響,其他供應商和建築業也會受到牽連。

自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推行自由行後,過去10年,香港經濟明顯由本地消費帶動,由2004年至去年本地消費開支上升約8,200億元,較同期約8,100億元的GDP增長還要多。去年近16,000億元的本地消費開支中,近兩成(即3,000億元)屬非本地居民的消費,其餘近13,000億元屬本地居民消費,較2004年上升6,000多億元,若然旅客減少,旅遊及零售業萎縮,從事相關行業(包括直接及間接)的人收入下降,勢必影響港人的消費能力。

因此,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全面貢獻肯定遠高於統計處所估算的4.7%GDP。近日筆者發現原來今年3月,世界旅遊業理事會(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發表報告,全面評估旅遊業對澳門的經濟貢獻。報告顯示澳門旅遊業(包括博彩業)佔去年GDP的43.1%,但若連同供應鏈、相關政府開支及投資,以及衍生的收入影響,佔GDP比率高達86.2%。報告亦列出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全面貢獻,包括帶來4,600多億元GDP,佔GDP比重高達21.8%,直接間接聘用76萬人,佔總就業人數19.1%。雖然筆者近日發表的報告並沒有參考世界旅遊業理事會的報告,但結論與該報告一致。

市民了解自由行實際對香港經濟的貢獻不局限於1.3%的GDP後,可以作出取捨,應如何作出調控,這方面不是筆者的研究範圍。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活道教育中心 http://www.livingwor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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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4-08-08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2014年8月7日星期四

壹週刊:自製退休金組合何須全民退保?

近月港大周永新教授向扶貧委員會提交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研究報告。據悉周教授建議政府引入全民養老金計劃,65歲或以上的長者,每月可領取約$3,000元。政府若引入全民養老金,可以節省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綜援方面的開支,但仍要每年額外籌集數以百億元計的資金。

筆者一直相信大部分港人都會為自己退休生活作好準備,政府的資源應該集中幫助那些年老無依,缺乏資產和積蓄的退休人士。倘若引入全民退保,並硬性規定要從在職人士的薪金中扣除某個百分比作供款,去供養擁有巨額資產的退休長者,實在欠缺道德和公義。

過去數十年(特別是九七回歸前),香港經濟持續增長,不少市民在投資樓市、股市和的士牌照方面取得豐厚的回報,他們在退休後,每月從投資收入中取出$3,000元作為退休金,絕對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現時全港共有120多萬個私人住宅物業(包括已補價資助出售房屋),近40萬個未補價夾屋、居屋和租置單位,20多萬個村屋,總數超過180萬個住宅單位。另外,還有2.4億平方呎商業樓面(寫字樓及商鋪),2.6億平方呎工業、工貿及貨倉用地,近兩萬個的士牌照(及車輛),可以出租賺取收入。上述資產的擁有人,絕大部分都會在退休前完成供款。

只要退休長者居住在公屋或者自置物業內,另外還有物業或的士牌(及車輛)可作出租,要每月賺取$3,000元作為退休金,又有何困難?即使退休長者只擁有一個自住單位,沒有其他物業或的士牌照可作出租,他們依然可以透過申請安老按揭計劃(即逆按揭),每月取得足夠收入作退休之用。

根據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資料,60歲擁有物業的單身人士參與安老按揭計劃,樓價每100萬元每月可提取2,000元的年金,直至終老。換言之,退休業主只要擁有150萬元的住宅物業,每月便可得到$3,000元的年金。若住宅物業由夫婦供同擁有,每月要提取$6,000元的年金,樓價便要333萬元,相信現時大部分的住宅物業市值都超過這個數目。擁有物業的退休人士,不愁沒有退休保障,政府若向他們發放每月$3,000元養老金,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

若然投資股票,又要持有多少市值的股票才可以每年得到$36,000元股息作退休之用?以過去恒指成份股每年約3.6%股息率計算,只要退休人士手上持有約$100萬股票,每年便可以獲$36,000元股息,即每月可使用$3,000元。一般打工仔只要每月儲起$1,000元,每月儲蓄隨通脹增加,把儲蓄投資穩陣的股票,每年賺取5%的實質回報,34年左右便可累積100萬元(以今天購買力計算)。退休後把100萬元股票的股息,作為每月的使費。

由此可見,大部分市民其實可以自製退休金組合,透過投資物業和股票去累積財富,到退休後把財富產生的收入(包括租金和股息),作為退休金。他們根本無須政府推行強積金或者全民退保,才可安享晚年。若然政府面對政治壓力而要推行全民退保,讓資金豐厚的長者錦上添花,那麼額外資金實不應來自打工仔的薪金收入,而應該來自資產收入和買賣交易,例如調高物業稅、印花稅、差餉和地租。擁有巨額資產的退休長者,一面收取全民養老金,一面繳納多些與資產相關的稅款,才符合道德和公義。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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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4-08-07 |A008|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蘋論: 泛民議員表現 傷透選民心

上月下旬,有自稱「壹傳媒股民」向傳媒發出電郵,附上數百個相信來自壹傳媒動畫商務總監Mark Simon的電腦,內含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捐款予泛民的捐款單據,金額超過4,000萬元。

其實今次不是第一次黎智英捐款名單外洩。2011年10月,區議會選舉前不足一個月,傳媒大爆黎智英向泛民政黨捐款的資料,當中包括由2006年至2011年,分別捐給民主黨和公民黨1,369萬元和1,056萬元,以及在2010年「五區公投中」,捐款給參加補選的公民黨和社民連各100萬元。

當時由於捐款是直接捐給泛民政黨,而黎先生的金錢又不是來歷不明,故此輿論沒有出現很大迴響。市民反而覺得泛民政黨絕大部份非會員捐款來自一名企業家,反映香港政經生態失去平衡,商界不敢支持泛民政黨,免被秋後算賬。

上次黎智英捐款名單外洩,本應提醒捐款者及受款人要小心行事,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早已被龐大的政治機器所監控,監控目的明顯是要找出泛民議員的過失,令人質疑他們的誠信,打擊其公信力。只可惜,幾位前任和現任立法會議員卻沒有吸取教訓,提高警覺,現在被人揭發以私人戶口收受巨額捐款,卻沒有盡快交回所屬政黨。到事件曝光後才把捐款交回政黨和作出解釋,恐怕為時已晚,難以挽回公信力。

人大常委會準備在今個月底討論有關2017年特首普選的方法,並作出決定。在過去一個月,特區政府又與各親建制及親中社團、商會及組織,大搞簽名運動,大賣廣告,遊行示威,反對佔中及公民抗命。正在此關鍵時刻,爆出泛民議員私下收受捐款而未有作出申報,勢將進一步削弱泛民黨派爭取真普選的力量。

過去幾年,泛民議員的表現實在傷透選民和支持者的心。在比例代表制度下,每個政黨只要在選區爭取到約一成(甚至更少)的選票,便可以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一個議席。加上過去泛民組成「鑽石名單」參選,結果並不理想,故此各政黨不再合作;同一政黨亦分拆名單,希望能夠取得更多議席。各黨派除了各自為政,缺乏足夠協調外,還在選舉上互相攻訐,以致票源分散,白白失去應得的議席。上屆立法會選舉,泛民在35個直選議席中,只取得18席。

泛民議員明知有龐大政治機器緊密監控,嘗試「抹黑」和揭「瘡疤」,就應在生活及行為上小心謹慎。過去幾年,幾名泛民議員獲航空公司邀請到法國旅遊,免團費包食宿,兼且可與妻子二人同行。有議員在開會期間看美女玉照,更不用說以粗暴方式去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個別議員私人戶口存有大筆捐款,接受航空公司豪華款待,出外旅遊時玩個痛快,完全沒有覺得有問題。

過去泛民議員一直站在道德高地,指摘官商勾結,官員濫用公款,公職人員以權謀私,行為失當,收受利益而沒申報。現在幾名議員被揭發私下收受捐款而未有申報,實在很難自圓其說,令公眾相信他們的事後解釋。泛民各黨派及一眾議員若不全面反省及交代,痛定思痛,作出改進,即使黎智英繼續捐款支持民主運動,相信效果只會越來越薄弱。

今次事件亦揭示整個捐款申報制度的缺陷,有關方面實應盡快作出修正,增加制度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以防止有人以權謀私,藉公職謀取私利。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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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4-08-05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2014年8月1日星期五

蘋論:幾經篩選 篩出個周永康

負責政改諮詢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近日先後會見「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和「佔領中環」的發起人,希望能夠凝聚共識,縮窄分歧,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與此同時,中共公佈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依據有關規定,由中紀委對其立案審查。

根據媒體報道,周永康及其家人長期利用其政治權力和影響力,在石油幫、四川幫、政法幫和地方黑社會等協助下,斂財多達千億元人民幣。有傳言更指周涉嫌與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策劃推翻習近平;個人生活腐化,包養情婦,甚至與妻子死於車禍有關。

港人若把香港政改爭拗及內地反貪權鬥放在一起作個對比,就知道香港更加需要落實一個沒有「篩選」,真真正正由港人提名和投票選出的特首。試看周永康,就知道由特權階級「篩選」出的領導人,並不可靠。

周永康畢業於中國石油大學,之後長期在石油國企工作,後來棄商從政,自1998年先後出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四川省委書記、公安部長,到2007年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核心,成為政治局常委。現在周永康涉嫌所犯的經濟罪行,包括藉着壟斷石油業務,以及與四川省領導人和黑社會合謀侵吞國家財產,都和他之前的政治職務有關。

周永康身為公安部長,竟然與黑社會和外國人勾結,轉移資產,甚至涉及妻子的死,情況與薄熙來案相似。一個長期貪腐、惡貫滿盈的官員,依然能夠幾經篩選,最後當上政治局常委,可見內地篩選領導人的方法,已經完全行不通。

關於特首普選方法的爭拗,其實重點並不在於是否容許公民提名,而是提委會應否率先進行篩選,然後才讓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即使提委會保留選委會採用的四大界別,只要提委會真正具有廣泛代表性,而不是只代表地產商、金融界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提名門檻又不高於過去選委會的要求,相信大部份港人會「收貨」,或者「袋住先」,到將來再探討如何循序漸進,加入公民提名的元素。在這情況下,佔中亦不會發生。

若然由提委會率先進行篩選,選出所謂「愛國愛港」者,在現實世界根本難以落實。看看過去數十年,香港和內地的政治生態,便知道「愛國」或「愛港」的定義,會隨政治環境和權力轉移而有所改變,絕不可靠。九七回歸前,在港英管治下,便有不少曾經反對香港回歸中國的政治人物,以及一些擁有外國護照的人,轉軚投向中共,他(她)們的「愛國愛港」並非出於真心,只求政治利益。

同樣,前中共領導人,包括林彪、劉少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以至文革時的「四人幫」和現在的「四川幫」,一時獲讚許「愛國愛黨」,一時被打為「叛國叛黨」。領導人是否愛國愛黨,完全視乎政治形勢;一旦失去權勢,便終日惶恐不安,擔心自己和家人隨時被人清算。

過去十多年,港澳兩地的特首,都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以致管治問題湧現,兩地的特首及問責高官都涉及貪污醜聞,收受富商利益。由此可見,一個透過小圈子選舉或者「篩選」所產生的特首及管治班子,早已完全失去認受性和公信力。若任由類似制度延續下去,恐怕日後不但會出現官商勾結,甚至出現警務處處長勾結黑社會,法官收受賄款等情況,港澳兩地進一步向內地腐敗體制接軌。

中央及特區政府領導人,為着國家及民族利益,實應容許香港落實不經篩選程序的真普選,好為內地日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作個參考。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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