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是筆者的母校，過去共花上七年時間在港大學習，之後獲理大資助前往英國布里斯托大學修讀博士課程，港大現任校長馬斐森正是來自該校的醫學院。1995年完成博士論文，開始在本地報章和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直至2011年離開理大。
過去30多年的大學生活和學術生涯，親身經歷本地專上教育改革，大學管治及教員評核方面種種缺失及荒誕，阿茂整餅，藉着今次港大委任副校長風波而令社會關注這些問題，相信可以產生積極作用。
97回歸前，大量港人移居外地，香港人才流失嚴重，港英政府除了成立科技大學外，還把浸會學院、香港理工學院和城市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希望能夠培育更多大學生。之後教資會引入英國的研究評審機制（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要求各大院校在科研上超英趕美。各大院校為了獲取更多研究撥款，犧牲教學質素，招兵買馬，引進大量非本地學者（特別是內地學者），充當「僱傭兵」或「槍手」，齊齊發表大量論文，並且互相引用，甚至弄虛作假，以求提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及大學排名。過去多名港大醫學院教員，就涉及抄襲和使用虛假數據和圖片。
過去筆者一直強調，每間大學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使命，不應一窩蜂專注世界一流的研究。香港只得七百多萬人口，是美國三億人口的四十分之一。倘若美國有100間一流研究型大學，在缺乏科研經費下，香港有兩、三間已十分足夠，又何須八大院校都致力躋身世界大學榜前100位？
大學教員的工作包括教學、研究、行政管理以及專業服務。大學評核教員時理應着重每人的比較優勢，全面地進行評核，不應集中只看研究成果、發表論文數目和「影響因子」，而忽略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貢獻。有沒有博士學位，更非評核教員表現的絕對指標。最近獲諾貝爾醫學獎的內地學者屠呦呦，便沒有博士學位。
筆者一向以為，納稅人負擔巨大經費，大學教員又享有學術自由，甚至終身教席，實應在教學、科研及其他社會事務參與上盡上本分，不受政治及商界影響，忠於所學和研究所得，以維護社會長遠整體利益為己任。只可惜過去十多年，本地大學有識之士，不少變成「識時務者」，攀附有權有勢及有錢的人。就連負責監察大學運作的校委會或校董會，也變質成為政治傀儡，成員與政治及商界權貴混為一體，追求自身利益，罔顧大學及社會整體利益。今次陳文敏的遭遇絕非單一或偶發事件，只不過發生在港大高層的委任上，才惹起社會關注。過去十多年，不知還有多少年輕教員，受到高層的壓力，要求他們只可以專注一流學術研究，不要理會其他關乎公眾利益的社會事務。高層評核下屬時故意刁難，阿茂整餅，吹毛求疵，要求他們發表論文的質和量，就連高層自己一生人也達不到。大量努力完成博士學位和發表論文的本地年輕教員，要不斷追逐這些經常變動的指標；若不達標，即使不被免職，也被貶為導師、高級導師、教學助理等職級。世上沒有一位大學教員是十項全能，有權有勢的人要「整死」某人，實在易如反掌，可以不顧不同學術領域的情況，提出無理的升職或續約條件。其實港大校訓「明德格物」已清楚說明，大學教員最重要的始終是個人學養和道德操守，而不是博士學位、論文數目和被引用次數，更不是有沒有問候別人。
過去30多年的大學生活和學術生涯，親身經歷本地專上教育改革，大學管治及教員評核方面種種缺失及荒誕，阿茂整餅，藉着今次港大委任副校長風波而令社會關注這些問題，相信可以產生積極作用。
97回歸前，大量港人移居外地，香港人才流失嚴重，港英政府除了成立科技大學外，還把浸會學院、香港理工學院和城市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希望能夠培育更多大學生。之後教資會引入英國的研究評審機制（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要求各大院校在科研上超英趕美。各大院校為了獲取更多研究撥款，犧牲教學質素，招兵買馬，引進大量非本地學者（特別是內地學者），充當「僱傭兵」或「槍手」，齊齊發表大量論文，並且互相引用，甚至弄虛作假，以求提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及大學排名。過去多名港大醫學院教員，就涉及抄襲和使用虛假數據和圖片。
過去筆者一直強調，每間大學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使命，不應一窩蜂專注世界一流的研究。香港只得七百多萬人口，是美國三億人口的四十分之一。倘若美國有100間一流研究型大學，在缺乏科研經費下，香港有兩、三間已十分足夠，又何須八大院校都致力躋身世界大學榜前100位？
大學教員的工作包括教學、研究、行政管理以及專業服務。大學評核教員時理應着重每人的比較優勢，全面地進行評核，不應集中只看研究成果、發表論文數目和「影響因子」，而忽略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貢獻。有沒有博士學位，更非評核教員表現的絕對指標。最近獲諾貝爾醫學獎的內地學者屠呦呦，便沒有博士學位。
筆者一向以為，納稅人負擔巨大經費，大學教員又享有學術自由，甚至終身教席，實應在教學、科研及其他社會事務參與上盡上本分，不受政治及商界影響，忠於所學和研究所得，以維護社會長遠整體利益為己任。只可惜過去十多年，本地大學有識之士，不少變成「識時務者」，攀附有權有勢及有錢的人。就連負責監察大學運作的校委會或校董會，也變質成為政治傀儡，成員與政治及商界權貴混為一體，追求自身利益，罔顧大學及社會整體利益。今次陳文敏的遭遇絕非單一或偶發事件，只不過發生在港大高層的委任上，才惹起社會關注。過去十多年，不知還有多少年輕教員，受到高層的壓力，要求他們只可以專注一流學術研究，不要理會其他關乎公眾利益的社會事務。高層評核下屬時故意刁難，阿茂整餅，吹毛求疵，要求他們發表論文的質和量，就連高層自己一生人也達不到。大量努力完成博士學位和發表論文的本地年輕教員，要不斷追逐這些經常變動的指標；若不達標，即使不被免職，也被貶為導師、高級導師、教學助理等職級。世上沒有一位大學教員是十項全能，有權有勢的人要「整死」某人，實在易如反掌，可以不顧不同學術領域的情況，提出無理的升職或續約條件。其實港大校訓「明德格物」已清楚說明，大學教員最重要的始終是個人學養和道德操守，而不是博士學位、論文數目和被引用次數，更不是有沒有問候別人。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活道教育中心 http://www.livingword.edu.hk
作者網誌：lampunlee.blogspot.com
壹週刊 | 2015-11-05 |A006|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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