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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30日星期日

時代論壇-經世理財 : 經濟學家怎樣看最低工資?

濟學最基本的理論,就是一樣物品(包括貨物和服務)的市場價格,是由市場的供應和需求所決定。任何政府價格管制措施,包括租金管制和最低工資法例,都會扭曲市場運作,令資源分配失衡和造成浪費。

  經過多年的討論、法例草擬和立法會通過法例,到最近政府將首個最低工資法定時薪水平訂在廿八元,到今年五月香港便落實推行最低工資法例。

  根據經濟學理論和不少研究,最低工資法例並不能有效解決低收入家庭的問題和達到扶助弱勢社群的目標。最低工資若定得過高,即高於市場工資的水平,便會導致勞力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帶來更多的失業。低薪工人原先以為有望加薪,但結果反而是失去職位,由低收入變成無收入,日常生活大受影響。

  除了增加失業外,最低工資還會帶來勞工市場上出現更多歧視,令年老、體弱和殘疾的工人較容易失去工作,令弱勢社群變得更弱勢。

  相信絕大部份的經濟學家都反對訂定最低工資,但既然社會有共識需要透過立法去保障工人的收入,我們只有期望法例對勞工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能夠減到最少。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政府訂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考慮香港幾個特殊情況,包括政府在出租公屋方面提供的巨額補貼,香港與深圳的消費物價水平仍有一段差距,以及跨區工作的交通費用較高。一些居住在新界北區的公屋居民,他們若能夠在北區找到工作,不用支付交通費,往返深圳購物消費又十分方便,即使每月收入只得四、五千元,依然可以應付個人日常生活所需。相反,若工人租住私樓,還要跨區工作,四、五千元的月薪便不夠個人生活支出。

  筆者完全同意聖經關於工資的教導,包括「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提前五18),「困苦窮乏的雇工……你不可欺負他」(申廿四14),「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帖後三10),我們應該尊重每個工人,不論他們的職位是高是低,工資起碼要讓工人可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但正如筆者之前所述,香港的特殊情況令訂定最低工資出現困難,最低工資要足夠工人繳付公屋租金、抑或是私樓租金?足夠他們在原區工作(或消費),抑或是跨區工作(或跨境消費)?最低工資要足夠照顧工人自己,還是要足夠照顧兩、三名家庭成員?

  政府訂定最低工資在廿八元的水平,低於勞工團體提出的卅三元要求,但同時推出每月六百元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不失為一個聰明的做法。政府透過財政支出去支援低收入家庭,這樣可以避免最低工資定得過高而帶來更多人失業。其實,政府加建公屋去縮短輪候時間,以及引入「負入息稅」(工資低於某一水平可獲政府現金津貼),更能幫助低收入家庭改善生活。
 
 
林本利
出處: 時代論壇 : 第一二二二期.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

壹角度 : 政府「派糖」 助長「仇貧」情緒

早前筆者在本欄發表文章,指出政府若想鼓勵市民就業和儲蓄,便應該引入負入息稅制度,這遠勝於不倫不類和被市民詬病的交通津貼計劃。文章發表當日,前《蘋果日報》副總編輯陸錦榮在《明報》發表文章,同樣提出引入負入息稅去紓緩貧富不均的問題,與筆者的觀點不謀而合。

  事實擺在眼前,過去十多年,香港的貧富不均問題日趨嚴重,堅尼系數是一眾已發展國家和地區之冠。特首曾蔭權說不應把香港這個城市經濟體系(city economy)的堅尼系數,與其他國家相提並論,只是將頭埋在沙堆裡,不肯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有意見認為香港不單存有「仇富」的情緒,還出現「仇貧」的問題。過去幾年,政府在經濟好景、累積大量財政盈餘時,便向市民「派糖」。當通脹加劇、金融海嘯來到時,又推出紓困措施,幫助市民渡過經濟難關。然而,不少「派糖」和「紓困」措施,例如豁免公屋租金和綜援戶「出雙糧」等,根本無法幫助那些自力更生,租住私樓的低收入家庭,結果導致基層市民互相比較和互相仇視的情況。

  政府每年投放在社會福利的開支超過400億元,當中超過七成是用作提供經濟援助;另外透過房委會每年興建數以萬計公屋,以市值兩、三成的租金租給低收入家庭。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去改善基層市民住屋和生活條件,為何依然得不到市民大眾的認同?政府若不肯面對問題的癥結,即使引入最低工資法例,提供交通津貼,繼續向市民「派糖」,對改善政府的形象並沒有多大幫助。

  筆者以為引入負入息稅制度,正好針對現存問題的核心,不單能夠紓緩貧富不均的問題,而且能夠更有效運用政府財政資源,避免出現所謂「綜援養懶人」的情況。

  現時共有28萬宗領取綜援的個案,受助總人數接近47萬人,當中失業類別個案約有3萬宗,低收入類別個案1.5萬宗,總數4.5萬宗。

  60歲以下的健全單身人士領取綜援,每月標準金額約1,800元(見附表),連同長期個案補助金、社區生活補助金和交通補助金,總數約2,300元。加上其他特別津貼,包括租金、水費和排污費等,總數超過3,000元,甚至4,000元,視乎申領人是否入住公屋。

  三人家庭(包括兩名成人和一名小童)領取綜援,每月標準金額是4,900元,連同其他補助金和特別津貼(包括租金、水費、排污費、與兒童就學有關的支出和幼兒中心費用),再加上「出雙糧」,租住私樓(月租5,0006,000元)的三人綜援家庭,每月平均可以領取超過12,000元。

  一些低收入、租住私樓的三人家庭,即使夫婦二人出外工作,賺取每小時28元的最低工資,亦未必可以每月賺取到12,000元。倘若月入超過12,000元,便沒有資格申領新推出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還可能失去原來政府1,200元的交通津貼。

  這些三人家庭,為了符合申請入住公屋資格,亦不能「太過」努力工作,以免超出13,130元的入息上限。一些僱主,亦看到這種情況而故意壓低工資,將給予工人合理工資、足夠支付生活所需的責任轉移到政府身上。

  由此可見,現行的綜援計劃、出租公屋計劃和即將推出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嚴重扭曲本地勞工市場,影響工人的工作意慾。政府若認真研究和落實負入息稅制度,正好針對上述問題,不單增加工人的工作意慾,還可降低行政成本,以及紓緩貧富不均的問題。(二之一)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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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壹週刊 | 2011-01-27 A004| 時事| 壹角度 27/1/2011| By 林本利

2011年1月20日星期四

壹角度 : 華叔一生活得精采

人稱「華叔」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於今年一月二日跑完人生最後一程,安息在主的懷中。華叔一生為民主、為公義奮鬥,獲得香港及世界各地人士的表揚。在此讓我們簡單回顧華叔的一生,看看在市民心目中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華叔是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他出生那年(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正式揭開日本侵華的序幕。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華叔逃難返回故鄉,親身經歷日軍的殘暴侵略行為,以及目睹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導致人民生活困苦的慘況。這些經歷,令華叔相信中國若想真正走向富強,必須建立民主制度,防止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而令國家走向獨裁和腐敗。

華叔是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他中學畢業後選擇投身教育事業,從事教育工作超過四十年。他一生誨人不倦,以愛心培育學生,和學生建立深厚情誼。即使他只是一位小學教師和校長,但他對教學的熱誠,無私的付出,應該令到那些擁有博士學位和教授職銜,卻只顧追求私利、弄虛作假的大學校長和高層感到汗顏。


華叔是一個社會運動領袖,他致力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爭取教師應有的權益。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成功反對政府削減文憑教師薪酬,之後又揭發金禧中學的貪污醜聞。他一手創立的教協,會員人數從起初的8,000多人增加至現時的80,000多人,是香港最大的專業人士工會。過去三十多年,教協除了爭取教師權益外,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伸張公義。

華叔是一個愛情專一的獨身者,他出任小學校長時,曾與一名女教師黃少容相戀,二人同心教導學生,陪伴他們成長。只可惜女方自知身患頑疾,不忍心成為華叔的負累,與華叔的感情無疾而終,並沒有開花結果。女友在1983年逝世,華叔決定終身不娶。華叔與黃少容的愛情可歌可泣,華叔在感情上的專一,應該叫那些輕視婚姻制度、愛情不專一和濫交、擁有眾多性伴侶(不論是同性或異性)的已婚及未婚人士感到羞愧。
華叔是一個愛國愛港的民主運動人士,他博覽群書,一生致力研究中國歷史,認識中國,以非暴力方式推動中國和香港的民主發展。1989年他參與成立支聯會,爭取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承擔支聯會主席一職21年,死而後已。華叔擇善固執,不少當日反對北京政府屠殺人民的港人,為了經濟和政治利益紛紛轉,顛倒是非;華叔卻依然義無反顧,窮一生精力爭取平反六四。成立支聯會後,他又參與成立港同盟和民主黨,為港人爭取民主而努力。

華叔是一個基督徒,他接受女友臨終前的叮囑,決志信主成為基督徒。華叔沒有經常突出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他尊重別人的信仰,不容許信仰介入政治事務。雖然他不是經常開口傳道,但他一生所作的正是要彰顯上帝的公義和憐憫,期望上帝的國度降臨在地上,每個人不會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失去本身應有的權利。
華叔是一個生命鬥士,他在2009年底得悉患上末期肺癌,能夠勇敢和安然地面對頑疾,接受上帝給他的考驗。過去一年,他繼續為中國及香港的民主發展而奮鬥,在政改爭議中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場,絕不畏縮。雖然華叔最終敵不過癌魔,但他對生命的熱愛,對理想的堅持,令人印象深刻。

港人或許不盡認同華叔的政治理念和處事方法,他創辦的教協不時被人視為是阻礙教育改革的一座大山,去年他作出妥協支持政改方案更受到嚴重的人身攻擊和責罵。

然而,歷史上又有哪一個偉人,他的一生沒有半點瑕疵,沒有一些可遭人非議之處?華叔畢竟是個人,不是神。他一生活得精采,港人對他的尊敬和懷念,正好凸顯香港核心價值的失落,缺乏類似華叔的政治領袖,能夠堅持自己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信念,一生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


林本利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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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壹週刊 | 2011-01-20 A004| 時事| 壹角度 20/1/2011| By 林本利

2011年1月13日星期四

壹角度 : 鼓勵就業:負入息稅勝交通津貼

經過近兩年時間的法例草擬和立法,政府決定將首個最低工資法定時薪水平定在28元,今年五月一日正式實施。近月政府再推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取代已實施三年的跨區交通津貼計劃,向低收入人士提供每月600元資助。

很明顯,政府引入最低工資去保障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是政治的決定多於從經濟角度去考慮。政府將最低工資定在28元的水平,預計會令大約四萬人失業。若接納工會的建議,將最低工資定在33元,失業人數將倍增至八萬人。

政府若將最低工資水平定得過高,導致不少中小企業倒閉,結果可能令大量低收入工人失去工作,要依賴綜援過活。去年十月特首的施政報告,提出擴大交通津貼資助範圍,變相將最低工資提高幾元至接近33元的水平,筆者即時覺得是「高招」,是個平衡僱主和僱員利益的好方法。

只可惜正如政府過去推出的一些政策,原意是好的,並且獲得社會廣泛支持;但當真正落實具體政策時,卻沒有深思熟慮,結果惹來市民大眾的反感。過去的例子甚多,包括提高「生果金」、豁免外傭稅、向市民派發慳電膽現金券等等。

今次提出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政府突然間將入息上限由個人改為以家庭或住戶作為單位,並且引入資產審查,以及要求申請人每月工作至少72小時。政府為了進行資產審查,要增聘160人,三年庫房支出增加接近二億元。政府未推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就先鼓勵自己增加公務員就業機會。

此外,新的交通津貼計劃所訂定的入息限額,又與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存在明顯差別(見附表)。二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較一人家庭多4,220元,但申請交通津貼則只多2,000元。相反,三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較二人家庭只多1,470元,但申請交通津貼則多達3,500元。

事實上,新的交通津貼計劃根本和申請人是否需要乘搭交通工具上班沒有關係,計劃目的是向低收入人士提供現金津貼,政府何不名正言順採用經濟學者(包括佛利民)提出的「負入息稅」概念。

現時薪俸稅的個人免稅額和已婚免稅額分別是每年108,000元和216,000元,即每月9,000元和18,000元(見附表)。每名子女的免稅額是每年50,000元,即每月約4,166元。財政司司長在考慮免稅額的水平時,應該已顧及不同家庭人數的一般生活支出。

政府可考慮以薪俸稅免稅額作為基礎,去計算低收入家庭得到的現金津貼。例如一個人的家庭,收入只得每月6,000元,與每月9,000元的個人免稅額相差3,000元,政府可以給予20%津貼,即600元。收入若有7,000元,則可得到400元(2,000元×20%津貼)。負入息稅制度亦應與政府綜援制度和公屋資助計劃一併處理。

引入負入息稅制度,可以避免出現一些收入僅僅超出入息限額的工人便完全失去政府津貼,實際收入反而較領津貼的人為低的情況。政府透過稅務局審批津貼,就毋須增聘人手處理交通津貼的申請。政府若想鼓勵市民就業和儲蓄,就更不應引入資產審查和限制工作時數。讓低收入人士在工作、消費和儲蓄(累積資產)方面,可以保留個人的選擇權利。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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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壹週刊 | 2011-01-13 A004| 時事| 壹角度 13/1/2011| By 林本利

2011年1月6日星期四

壹角度 : 直資無罪 校董會監察有責

較早前審計署發表報告,指出本地七十多間直資學校,絕大部分都出現管治上的問題,令公眾對直資制度的存在產生疑問。

  政府早於1991 / 92學年已經開始推行直接資助計劃(直資計劃),但初時辦學團體對計劃反應冷淡,到近十年才有較多的資助和私立學校,轉為直資學校。新成立的學校,亦有不少以直資方式營運。

  辦學團體初時對直資計劃反應冷淡,主要原因是擔心計劃會令學校的經常收入出現不穩定。在直資計劃下,學校可按收生人數獲政府發放經常津貼,津貼額是根據資助學校學額的平均單位成本計算,每名學生金額由28,000元(小一學位)至56,000元(中七學位)。

  因此,直資計劃類似經濟學家佛利民提倡的學券制,學校要面對收生方面的風險。倘若辦得好,學校其門如市,政府津貼大增;辦得不好,沒有學生報讀,失去政府津貼,遲早要關門大吉。

  近十年直資學校數目大增,其實是拜教育當局推行教育改革所賜。教改推行新的小一派位機制,完全剝奪學校的收生權,以計分制度或者隨機方式分配學額,令不少家長擔心分數不足,或者不想把子女前途交託給幸運大抽獎,情願付費報讀直資小學,令直資小學的需求大增。

  教改把中一派位組別由五個降為三個,令學生的學能差異大幅擴大。前特首董建華推行母語教學,只容許百多間中學採用英語教學,令不少學生即使能夠派進第一組別的中學,也要被迫接受母語教學。一些中學面對收生水準下降,或者被迫以母語教學,只好選擇「投奔」直資,脫離教育官僚的轄制。

  在直資計劃下,學校有收生自由,毋須跟隨教改的派位方案。直資學校在老師聘用條件、課程編排、學費及教學語言各方面都享有較大自由,讓學校、家長和學生都有較大的選擇空間。在香港要全面推行學券制,在政治上有一定困難;推行直資計劃,效果其實類似學券制。

  今次審計署的報告,並不是批評直資計劃。報告重點是指出直資學校的種種管治問題,以及政府監察方面的不足。現時加入直資計劃的學校,必須具備良好的財政狀況,行政管理要有透明度和問責性,對外要發放最新和真確的資料,並且要為家庭收入欠佳的學生提供獎助學金,避免直資學校走向貴族化,扼殺貧苦學生入讀的機會。

  只可惜一些辦學團體加入直資計劃後,便以為可以完全脫離任何約束,自把自為,將政府的資助和學費及捐款混合起來,逃避履行服務合約上的條款。有學校用學校資金投資股票、物業(雖然賺了大錢),甚至向校董貸出款項(至今還未償還);亦有學校向小賣部營辦商收取捐款,以高價向學校出售書本,直接間接加重學生家長的財政負擔。

  直資學校獲得政府的資助,其實已足夠學校營運所需;學校再向家長收取昂貴學費(又不給予足夠獎助學金)和募捐,累積巨額儲備,卻沒有清楚交代這些款項的用途。倘若教育當局要求各辦學團體公開學校高層的薪酬福利及校董申報所有利益,相信會令人大開眼界。

  直資學校受到家長歡迎,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派位制度極之混亂,迫使家長要「買保險」,一窩蜂報讀少數直資學校(總數佔全港中小學不足一成)。倘若全港推行直資制度或者學券制,要求學校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性,相信一些管理不善的直資學校便會遭到淘汰,不能再「吊高來賣」。

  在自由市場上經營的私人牟利公司,亦需要成立健全的董事局監察公司高級行政人員的表現,並且受到監管機構監察,防止貪污舞弊、以權謀私的情況。直資學校的問題,不在於直資制度,而是在於直資學校的校董會,以及教育當局沒有履行本身應盡的責任。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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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壹週刊 | 2011-01-06 A004| 時事| 壹角度 6/1/2011| By 林本利

2011年1月2日星期日

時代論壇-經世理財 : 世上沒有完美的經濟制度

筆者自中四開始修讀經濟學,之後從事公共政策,特別是公用事業方面的研究。過去三十多年,親身經歷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化,經濟制度出現巨大轉變。但到現在,仍然不斷反覆思想何謂一個理想的經濟制度。
  經濟學教科書的第一課,便討論到實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兩個不同制度,產權和資源分配方法會有很大差別。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財產全屬私人擁有,資源分配完全由市場為主導,價高者得。極端的共產主義制度,凡物「公用」,就像初期教會一般。資源分配權則掌握在官僚手上,他們以非市價競爭方法分配稀有資源。在現實世界,所有經濟制度都屬混合模式,有不同程度的市場成分和政府干預。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嘗試過實行不同的經濟制度,總體而言,較為以市場主導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和發展遠優於中央集權的共產模式。一九七八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其他東歐國家、印度及南美洲國家相繼跟隨。這些國家,經濟都出現快速增長,人民生活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至於兩個老牌「大國」英國和美國,過去三十多年同樣經歷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遷。戰後英國工黨上台執政後,將大量企業國有化,工會勢力抬頭,變成福利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美國則因越戰軍費支出大而要加稅,政府對市場管制過多,令企業過分依賴政府的保護,生產力和競爭力不斷倒退。
  一九七九年,戴卓爾夫人上台出任英國首相,一年後,列根當選為美國總統。兩位領袖上台後,便銳意改善國家經濟表現,戴卓爾夫人致力將國營企業私有化,藉引入市場競爭來提高效率。列根總統則逐步取消各行各業的管制和專利權,讓新經營者較容易進入市場,與現有公司競爭。
  經過他們二人的努力,英美的經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現顯著改善,經濟活力大增。但亦由於推行私有化和市場開放政策,取消政府補貼,讓大量公務員變成上升公司董事,拿取豐厚薪酬,令貧富不均問題惡化。英美兩國開放金融業,讓龐大資金在全世界各地到處流竄,解發多次金融危機,兩年前更帶來全球金融海嘯。
  過去三十多年的驗證顯示,世上沒有完美的經濟制度。不論在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下,人類貪婪自私的本性,濫用上帝賦予的自由和權柄,導致出現一場又一場的經濟災難。筆者相信惟有透過上帝的愛轉化人心,令每個人重視道德誠信,不單追求私利,才能重建人類對制度的信心,避免社會出現嚴重分化。
林本利
出處: 時代論壇: 第一二一八期.一一年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