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交回頻譜 如何確保服務質素？

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訊於去年年尾，突然宣布斥資189億元從澳洲電訊公司Telstra及新世界發展手上購回CSL全部股權。通訊局正聘請獨立顧問就收購提供意見。

過去一年多，本地四間擁有3G頻譜的網絡商都站在同一陣線，堅決反對政府在2016年收回三分一頻譜作公開拍賣。一些人更指摘政府的政策，無非是為了方便內地電訊公司中移動進入本地市場，令香港經濟進一步「內地化」。

到去年11月中，政府正式宣布落實有關計劃，但為拍賣價「封頂」，避免出現「天價」情況，以釋除網絡商的憂慮。沒料到網絡商早有後着，香港電訊在一個多月後宣布收購CSL，令3G網絡商由四間下降25%變成三間。由李澤楷控制的香港電訊收購CSL後，市場佔有率上升至四成多。餘下兩間網絡商，其中一間是和記電訊，由李澤楷父親李嘉誠操控，佔市場兩成多。若收購得到通訊局批准，兩父子將操控近七成的流動電訊市場。另外一間公司中移動，由於沒有3G網絡，要向電盈及CSL租用網絡。

從技術層面和市場競爭角度去看，通訊局都不應批准這宗收購。去年四大網絡商聯手聘請顧問，研究政府收回三分一3G頻譜對服務質素的影響。當時顧問報告清楚指出，若然三分一頻譜被收回，恐怕無法有足夠容量應付用戶需求，繁忙地區的容量會損失27%，市民在港鐵沿線及部分旺區有機會連電話都打唔到。估計收回頻譜涉及的總成本高達63億元，用戶無可避免要承擔相關費用。

還記得去年九月四大網絡商還高調召開記者招待會，公布顧問研究結果。原來網絡商早有部署，三個月後香港電訊宣布收購CSL。兩間公司除了承諾交回三分一到期頻譜（2×10MHz）外，還主動交出2×5MHz頻譜，兼且不會參與3G頻譜競投。換言之，兩間公司合二為一後，手上3G頻譜將減半，又如何確保可以維持服務質素，避免網絡擠塞，用戶要承擔額外費用，甚至連電話都打唔到？兩間公司是否要推翻之前的顧問結論？

香港電訊收購CSL後，流動電訊市場的競爭肯定大幅減少。經濟學理論指出，要維持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市場上需要至少有四至五間公司，每間公司的市場份額相若，維持在20至25%左右。這樣除了可避免出現某一公司享有市場權勢，操控價格，亦可降低各間公司合謀定價的機會。通訊局若批准有關收購，令一間公司的市佔率上升至超過四成，將令市場無法維持有效競爭。

況且餘下兩間網絡商，其中一間由李澤楷父親李嘉誠操控，兩父子血濃於水，感情深厚，通訊局又如何確保他們不會站在同一陣線上。過去李嘉誠一再強調會為李澤楷提供資金發展業務，其控制的和記電訊在2009年又與李澤楷控制的電盈合組公司（Genius Brand Ltd），投得4G頻譜，可見雙方的關係十分緊密。過去電盈在固網市場的市佔率高達七成，後來因退出流動電訊市場，政府才決定解除公司的市場支配地位，不再受到嚴格監控。後來電盈收購Sunday重投流動電訊市場，但因其市場份額不高，故此獲政府批准。但今次電盈旗下的香港電訊若成功收購CSL，不單令電盈在流動（或無線）電訊市場的份額急升，若連同固網（或有線）電訊市場的市佔率，市場權勢肯定大大提升，將會大大削弱整個電訊市場的競爭。

故此通訊局若考慮技術和市場競爭兩大因素，以及李氏父子的緊密關係，實在沒有理由會批准有關收購。更正：上期（1246期）各濠賭股市值，應是以1月16日收市價計算。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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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4-01-30 |A008|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蘋論：行政主導 損香港經濟自由

美國傳統基金會及《華爾街日報》聯合公佈的報告顯示，香港連續20年高踞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榜首。但因為廉潔得分顯著下跌，政府加強土地管制，以及限制資訊流通等因素，與新加坡的得分進一步收窄。

教科書上所述的「自由市場」，在現實世界並不存在。在現實世界中，經濟不能完全脫離政治，政府政策對市場有重大影響。政府政策若反覆無常，不時變更，過猶不及，不單令市場參與者難以適應，甚至會增加市場波動，提供更多尋租和貪污的機會。

九七回歸前，香港在英國管治下，不少主要行業，包括金融、地產、航空、電訊和能源，明顯保護英資企業。回歸前十多年，英資逐步撤資，本地華資開始取代英資，控制香港的經濟命脈。回歸後十多年，香港地產市場的波動前所未有，當中明顯存在一定政治因素，是政府政策主導市場所帶來的惡果。

香港地少人多，土地供應由政府主導，加上金管局可以左右銀行按揭政策，故此房地產市場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回歸後前特首董建華推行八萬五房屋政策，沒有理會亞洲金融風暴對樓市的衝擊，繼續大量建屋，結果令樓價一瀉不起，大跌六、七成。到2002年，董建華急於救市，限制土地和房屋供應，結果令樓價自2003年起止跌回升，至今上升三倍多。2005年曾蔭權取代董建華出任特首，多年來沒有建立土地儲備，以致2009年後樓價開始飆升，政府沒有足夠土地去滿足市場需求。

房屋短期供應不足，政府惟有依賴需求管理措施和收緊樓按去壓抑需求。政策原先針對投機者和豪宅買賣，但收緊豪宅按揭和增加印花稅後，促使炒家轉而炒賣中小型住宅單位和商廈，結果令這類物業的價格大幅上漲，妨礙買家「上車」和中小企自置物業。政府於是把「辣招」伸展至包括所有物業，連700萬元的住宅最多亦只可借六成按揭，結果令樓市變得一潭死水。

自從2003年特區政府推行「自由行」計劃後，內地訪港遊客激增，不少內地人來港購物，甚至置業和產子。但過去十年，政府土地規劃政策失效，用作商舖及住宅的土地供應嚴重不足，以致樓價及租金大幅上漲，加重香港的營商及生活成本。房屋、醫院床位、奶粉及其他生活用品供應不足，市民怨聲載道。

梁振英出任特首後，向來港置業的內地人開徵買家印花稅，叫停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推出「限奶令」，雖然能夠在短期內平息民怨，但恐怕製造更多香港與內地的矛盾，損害香港自由營商的形象。過去數月，行政會議拒絕向香港電視發牌、傳媒機構被抽廣告，都令人擔憂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會否慢慢連言論和資訊自由也失去。

香港一直高舉自由經濟的旗幟，政府的角色應局限在提供足夠基礎建設（包括土地供應和交通配套設施），確保市場自由、開放及公平運作。只要投資者沒有違反相關法例，包括產品及服務安全條例及快將實施的競爭法，政府實不應事事以行政手段干預，扼殺市場的發展空間。

政府對房屋、免費電視、交通運輸、教育（包括教科書）、醫療護理（包括美容）等行業的干預日漸增多，甚至連競爭激烈的零售業亦選擇性規管（包括限奶令及向樽裝飲品徵費）。政府透過發牌、徵稅、補貼、配額等方法去限制競爭，不但未必能滿足市民的需要，甚至會鼓勵更多尋租活動，商界把資源浪費在爭取優惠政策上，對香港的競爭力和長遠經濟發展將帶來負面影響。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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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4-01-24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壹週刊：豪賭「濠賭股」 慎防接火棒

最新的2014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以210億美元（約1,630億港元）進佔第二位，排名僅次於擁有320億美元（約2,480億港元）的李嘉誠。呂志和十年前開始涉足賭業，過去幾年受惠於濠賭股狂潮而令身家暴漲，把本地一眾華資富豪比下去。

濠賭股不單令呂志和成為本地第二富豪，亦造就賭王何鴻燊家族各成員進身超級富豪之列。香港50名富豪中有4人來自何家，包括何超瓊（排名第9）、何猷龍（排名12）、梁安琪（排名19）及陳婉珍（排名46），四人合共擁有財富141.5億美元（約1,100億港元）。若何鴻燊繼續擁有所有資產和股權，估計財富總額有望打進首五名。

1961年，何鴻燊連同霍英東、葉漢和葉德利合組財團，成立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投得澳門賭權，壟斷賭業超過40年。澳門在1999年回歸後，特區政府銳意打破賭業壟斷局面，成立博彩委員會，最後決定在2002年批出三個賭牌，分別由何鴻燊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和永利渡假村投得。澳門政府容許三個主賭牌持有人最多分拆一個副賭牌，故此便多了美高梅、新濠博亞和威尼斯人（經營金沙賭場）三個副賭牌。這六間在澳門擁有主賭牌或副賭牌的公司，都在港交所上市買賣股份。

去年濠賭股股價瘋狂上升，銀河娛樂、新濠博亞及美高梅大升一倍以上，稍為遜色的金沙中國和永利澳門也上升七至八成，最差的澳博亦升四成多。踏入2014年，在大行及各方友好努力推介和唱好下，濠賭股繼續跑贏大市，股價和成交額不斷創出新高。

現時六隻主要濠賭股市值合共15,000億港元，是澳門3,000 多億港元GDP（約一半來自博彩及旅遊業）的四倍多。當然股票市值是存量，而GDP是流量，不能如此簡單作個比較。問題是澳門的博彩業未來每年的盈利（屬流量），能否支持幾隻濠賭股15,000億的市值。去年澳門博彩收入較之前一年上升18%，大約3,607億澳門元（約3,500億港元）。但博彩收入不是全部屬於經營賭場的利潤，要扣除員工薪酬、租金、利息、折舊和其他開支，才是賭場的稅前利潤。之後還要扣減政府抽取的稅項，才是股東應得的溢利。去年澳門政府的預算收入是1,348億澳門元，當中有924億元來自博彩特別稅。換言之，3,607億元的博彩收入中，有924億元是用作支付博彩特別稅，稅率高達26%，澳門政府可算是賭業的大贏家。2012年財政年度，六隻濠賭股營業額合共約2,700億元，稅後盈利不到380億元，毛利率不過一成多。即使去年稅後盈利大幅上升，相信也難以支撐30至40倍的市盈率。澳門全年的博彩收入3,000多億港元，這相對於港交所每日平均幾百億元成交額，全年10多萬億的成交額可算小巫見大巫，當中炒賣濠賭股的資金佔一定比重。眾所周知，澳門的賭場幫助不少內地貪官污吏「洗黑錢」，把國家資產據為己有。一旦中央政府嚴厲打壓貪污走資，對澳門的賭業肯定會帶來巨大衝擊。那些豪賭「濠賭股」的散戶，若高價接貨後走避不及，恐怕又要損失慘重。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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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4-01-23 |A008|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蘋論︰ 必須揪出「打假波」幕後黑手

早前老牌足球會愉園與晨曦作賽後，多名職球員被廉署人員高調帶走。之後廉署證實拘捕一眾涉嫌「打假波」涉案人士，當中包括球隊教練、球員、行政主任、贊助商代表和賄賂中介人。去年12月，在屯門對橫濱FC的賽事中，屯門後衞李明在完場前以美妙頭槌攻入自己龍門，亦被指打假波。

關心本地足運發展的人，都會為過去30年香港足球水準日漸低落而感到痛心。今次接連發生懷疑打假波事件，更加令人感到悲憤。香港足球總會在屯門球員涉嫌打假波後半個月才採取行動，宣佈愉園及屯門兩支球隊停賽一個月。

今次懷疑打假波事件，正好發生在本地足球改革的關鍵時候。2009年12月在港舉行的東亞運動會，港隊爆冷擊敗日本隊奪得金牌，令港人感到興奮和鼓舞。特區政府隨後公佈足球發展顧問報告，推出為期三年的「鳳凰計劃」，資助足總6,000萬元去落實三十多項建議。三年資助計劃在今年10月完結，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在去年12月發表的成效報告中提到2014年是收成期，籌備多年的香港職業聯賽將正式揭幕。

踏入2014年，足總預算的收成期或許變成「收山」期。兩支球隊被罰停賽，有可能退出聯賽，多名職球員涉嫌打假波，有可能提早收山。整個球圈醜聞不絕，實在叫球迷感到痛心，令到有心推動足運的人士沮喪。

翻查資料，過去五年已先後發生多次懷疑打假波事件。2009年3月，屯門普高在聯賽對愉園，完場前7分鐘內連失四球而以1比5落敗。當中有球員大叫「出聲呀，幾多球呀！換我出場呀！」隨即惹來打假波疑雲。同年10月，愉園前國援于洋利誘四海流浪球員打假波，被廉署拘控後被判入獄10個月。2011年，香港青年隊球員姚韡向兩名隊友行賄，以協助在一場對俄羅斯國家青年隊的賽事中打假波，被廉署拘控後被判入勞教中心。

香港足球水準已經十分低落，比賽早已失去吸引力，大部份球賽只得數百名觀眾，居然還有非法賭波集團睇中，利誘球員參與打假波活動，藉着操控賽果圖利。本地足球隊的職球員待遇低微，一些球員每月薪金只得數千元；若參與打假波，據聞每場可得數萬元，令不少球員抵受不了誘惑，以身試法。

坊間早已有傳言，不少本地及內地賭波集團與球會班主、贊助商及高層互相合作，班主和贊助商提供資金經營球會，控制球隊排陣，透過其影響力操控賽果，從而令賭波集團賺個盤滿缽滿。過去幾年，雖然廉署拘控多名球員，有人更因此而入獄，但至今始終未能成功揪出打假波的幕後黑手，將他們繩之於法。

過去幾年，政府向足總注資6,000萬元，承諾增建20多個人造草地球場，又盡力協助足總進行改革，但本地足運發展依然未有起色。政府在2010年推出「鳳凰計劃」時，目標是希望在未來10年，令港隊在國際足協的排名，由2009年的143位上升至前80位之內。但過去幾年，港隊排名不單沒有上升，還倒退至172位，到近月才回升至140位，差不多原地踏步。

筆者幾年前已指出，政府不能寄望足總自行改革，令本地足運「浴火重生」。足總行政架構臃腫，足總領導層與球會班主身份重叠，充滿利益矛盾，更不排除有人與賭波集團相關。若要振興足運，避免球賽結果受人操控，只能寄望有心人效法英超另起爐灶，脫離足總成立香港超級聯賽。除非球賽水準提升，球員認真比賽，不然就難以吸引球迷再進場觀看比賽。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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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4-01-21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蘋論：低收入津貼 未能做到多勞多得

一如所料，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重點集中在扶貧，每年動用30億元落實「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幾年前當社會討論應否引入最低工資法例時，已有聲音指出扶貧的責任應由政府承擔，而不應把責任推卸給僱主，要求他們調高薪金。政府每年從利得稅取得過千億元的收入，花費數十億元幫助低收入家庭，理應負擔得來。

問題是如何幫助低收入家庭，是提供醫療、教育、房屋等福利，抑或直接「派錢」，讓低收入家庭按實際需要自由選擇如何花費，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已故經濟學家佛利民早於1962年，在他的著作《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便提倡透過「負入息稅」去提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美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便引入類似制度，去舒緩在職貧窮的問題。

經濟學家和社福界人士在不少扶貧措施上都意見分歧，例如引入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及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等。惟獨在「負入息稅」或「低收入津貼」上，取態比較一致。過去幾年，筆者有機會和社福界朋友一起討論這個議題，發覺他們都十分務實，除了考慮到政府的財政承擔能力外，還會顧及制度會否被人濫用，未能有效幫助那些有真正需要的低收入家庭。

今次《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大致與社福界的建議相若。「低收入津貼」強調多勞多得，特別是幫助那些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每名子女每月可獲得800元的津貼，一年便有接近一萬元，相信可以幫助減輕這類家庭的經濟壓力。

但問題是任何一刀切的收入及資產審查，都會帶來多勞未必多得的後果。例如一對夫婦加兩名子女，每月收入剛好是四人家庭中位數（31,200元）的六成（即18,720元），每月可申領2,600元的一半津貼（即1,300元），合計起來便有20,020元收入。但那些每月收入剛好超出中位數六成的家庭，例如每月收入為19,000元，便一元津貼也沒有，結果整體收入（加上政府津貼）較領津貼的家庭還要低。

要避免出現上述多勞未必多得的情況，政府可以考慮採用佛利民建議的方法去推行「低收入津貼」。現時已婚人士免稅額是每年24萬元，兩名子女的免稅額是14萬元，一家四口免稅額合共38萬元，即每月約31,666元，剛好與四人家庭中位數（31,200元）相若。若家庭收入高於這個免稅額便須要交稅，若低於便可領取「低收入津貼」。

「低收入津貼」的計算方法是以免稅額減實際收入，之後再乘以一個津貼比率，例如15%，津貼上限可按照政府的建議（即2,600元）。這樣便可以避免出現一些家庭，收入剛好超出中位數六成，便得不到任何津貼的情況。例如家庭收入為19,000元，與31,666元免稅額相差12,666元，每月仍可獲得1,900元（12,600元 x15%）。那些租住私樓的低收入家庭，津貼比率可以較高。

政府應該整合現時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各項援助，包括交通津貼、公屋津貼、綜援津貼、關愛基金各項津貼（例如租金津貼），避免出現享受雙重福利和需要多次審查的情況。整個「低收入津貼」計劃可交由稅務局負責，每年按照在職人士的報稅資料提供津貼（或者徵稅）。這樣除了節省行政成本外，還可以按照稅務條例檢控那些虛報收入和資產的人，避免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和愛心。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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