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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林氏力牆:評級機構評級可以不理

美國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評級調低,觸發全球股市大跌。

今次標普調低美國信貸評級,被稱為先有結論,然後才堆砌原因。即使標普的數據出錯,但仍堅持調低評級,故此被指為別有用心。

美國三大信貸評級機構,包括標普、穆迪及惠譽,過去的評級表現都令投資者感到極之失望,投資者對它們的評級早已降為劣等。十年前,美國安隆公司突然宣佈破產,破產前幾日公司的評級還維持在投資級別。2004及2005年,美國投資銀行將有毒的次按資產包裝成債券出售,評級機構竟然還給予三個A的評級,誤導投資者大量認購。

到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後,評級機構才急急將歐美的投資銀行信貸評級調低,明顯是後知後覺。其實,早在2008年3月,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已經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需要美國政府和聯儲局打救。倘若信貸評級機構早些作出預警,投資者及早作出防禦,損失亦不會那麼慘重。

評級機構向客戶一面收錢,一面評級,存嚴重的利益衝突,公信力早已蕩然無存,投資者實毋須理會其評級結果。試問大學教授若一面收學生錢或禮物,一面為學生評分,評分的可信性又有幾高呢?但這種情況在內地一些大學,卻十分普遍,甚至將歪風傳至香港。

過去十年,美國經濟先後經歷科網泡沫爆破、911事件、次按危機和金融海嘯,美國政府和聯儲局沒有痛定思痛,改變政治領袖好戰和國民先使未來錢的心態,反而人為地推低息率,以債養債,製造新一輪信貸危機,主權評級在投資者心目中早已下調。今次有心人早早作出部署,透過調低評級去震盪市場。投資者與其相信評級機構,不如相信自己的判斷,以免被人誤導。




作者曾任教理大,現為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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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蘋果日報 | 2011-08-10 A21| 專欄專論| 林氏力牆| By 林本利

2011年8月5日星期五

am730-經濟人看世界 : 為何離開理大?

不少同事朋友都問我,為何提早退休,是否在理大做得不開心?抑或是壓力所致?認識我的同事,都知我十分熱愛自己的工作,和同事相處 得很好。我喜歡閱讀和思考問題,亦樂意與人分享自己的閱讀和研究心得。在大學工作,給我很大自由度,納稅人每年負擔過百億元大學經費,亦期望大學教員能珍 惜學術自由,對不公不義的事情作出批判。
在大學教學只佔我部分工作時間,其餘時間是花在研究、撰寫學術著作,以及在校內校外提供專業服務。我曾負責過校內不少行政職務,甚至獲委任為大學策略發展 委員會的成員。在大學內曾經同一時間負責五、六個職務,但亦試過於2005年因某些原因,同一時間被免去所有職務,不用再負責任何行政工作。之後,我便目 睹理大走向腐敗,轄下公司高層涉及貪污舞弊及利益衝 突。這一切同事們都看在眼內,但教育局和理大校董會卻好像視而不見,令這些高層變本加厲地自肥。我一直以能夠在大學任教為榮,亦覺得理大的發展方向(包括 以應用研究為主),很適合自己。過去多年,目睹理大出現種種管治問題令聲譽受損,實在感到十分痛心。去年3月,校方出現巨大財赤和準備裁員,我和其他理大 同事趁著新校董會主席楊敏德上任,希望能夠透過發表公開信,讓校方領導層知道管治問題的嚴重性。結果出乎意料,校方成立的三人調查小組找出的管治問題,遠 較我們從財務報告中所得知的更多和更為嚴重。只可惜校董會卻沒有跟進問責,只說要向前看,令同事感到十分失望。
我離開理大,不是因為做得不開心,亦不是因為壓力所致。相反,我在大學做得很開心,工作很有滿足感,亦十分珍惜與同事建立的關係。至於壓力,當我決定要以 求真態度,在研究公用事業和公共政策(包括教育)說真話時,知道會損害財團和某些人利益,便已作充分心理準備去承受壓力。我離開理大,是覺得自己在學術方 面再難有突破,離職後可抽更多時間進修和從事義務工作,亦讓自己有更大寫作空間,以過來人身份將大學管治問題寫出來。寫這些文章是真心希望我們為了下一代著想,一同糾正大學教育歪風,挽回大學失去了的靈魂。



作者曾任教理大,現為活道教育中心校監(最新課程:新高中經濟及BAFS,請參閱www.livingworde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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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am730 | 2011-08-05 M44| 財經| 經濟人 看世界| By 林本利

林氏力牆:香港幫助祖國與世界接軌

自從溫州發生動車追撞事故,造成200多人死傷的慘劇後,便出現不少評論要求香港政府放棄投資600多億元的高鐵計劃,以免被內地的貪腐行為「拖垮」。

今年4月高等法院裁定港珠澳大橋港方工程的環評報告不符合法例規定,要求環境保護署署長撤回工程項目的許可證。高院的裁決,勢將影響港珠澳大橋的工程進度。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4年,過去十多年的發展可算乏善足陳。不錯,我們發展經濟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作出適當的平衡。但倘若我們一味只顧保育,反對一切與內地經濟融合的基建工程,港人最終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回歸前數十年香港經濟的發展,便與基建工程有密切關係。上世紀七十年代,紅隧通車,促進維港兩岸的工商業發展。八十年代,地鐵拓展網絡,九鐵電氣化,加強港人與內地人民的交流。到九十年代,港英政府大興土木興建新機場,維持香港作為亞太地區的航空樞紐地位,與世界各地進一步聯繫。倘若沒有這些基建工程,香港今日的發展會是怎樣?

筆者相信香港與內地加強經濟融合,亦有其政治意義。2047年,一國兩制便變成一國一制,我們要爭取在餘下的30多年時間,讓更多內地人有機會來到香港,不論是學習、工作或旅遊,要令他們知道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可貴。要改變內地的政治體制,港人可以做的實在十分有限,要倚賴內地人民的努力。當每年數以千萬計的內地同胞乘搭飛機、高鐵或陸路交通來港,見證香港制度的優良之處,他們回到內地後自然會追求變革,推動中國在各方面與文明先進的國家接軌。

當然,香港要幫助祖國與世界接軌,必須努力維護本身各方面的優勢,不要在貪污腐敗方面率先與內地接軌。



作者曾任教理大,現為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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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三、五刊出
出處: 蘋果日報 | 2011-08-05 A25| 專欄專論| 林氏力牆| By 林本利

2011年8月4日星期四

壹角度: 港大百周年 毋忘校訓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亦是香港大學(簡稱港大)成立100年。港大校方舉行一連串的紀念活動,大興土木興建百周年校園,好迎接明年四年大學新學制。

筆者在港大學習了七年,當時的校長是黃麗松和王賡武,二人長時間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大學任教,之後獲港大聘用,成為首兩位華人校長,帶領大學經歷回歸前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但自此之後,港大的聲譽便江河日下。

1996年,鄭耀宗從城大過檔港大;接替王賡武成為校長。鄭耀宗在任期間,發生「民調風波」。鄭耀宗被指向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施壓,威脅會「陰乾」經費。鄭耀宗最後被迫在2000年9 月辭去校長職務,由戴義安代任校長。

「民調風波」相信會令港大高層不敢再肆意干預學術自由,但一眾學者又有否珍惜自己享有的學術自由?抑或避重就輕,以免得罪權貴,影響自己的升遷和向他們募捐?

經過一年多的招聘,港大在2002年覓得徐立之出任校長。徐校長上任後積極向商界籌款,希望有更多資源聘請一流教授,提升港大的世界排名。

2005年,港大宣布獲富商李嘉誠及李嘉誠基金會捐出10億元,並建議將醫學院命名為李嘉誠醫學院。當時不少港大醫學院校友反對大學接受富商捐款,「出賣」醫學院的冠名權。

港大醫學院前身是創立於1887年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歷史較港大更悠久。1907年,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改名為香港西醫書院,國父孫中山便曾經在此學習,成為書院的首屆畢業生。1911年港大成立,香港西醫書院併入港大成為醫學院。港大校務委員會及一眾高層,為了10億元的捐款而「出賣」醫學院的冠名權給富商,實在玷污了港大的歷史。

2006年港大醫學院變為李嘉誠醫學院後,負面新聞便不絕於耳。當中包括人事鬥爭和出現離職潮(2006),有講座教授沒有本地專科資格而診症(2007),花費巨額金錢出席海外會議(2007),用捐款買名車代步(2007),同事之間互告誹謗(2008),學術研究多番造假(2008)等。

最令人感到可悲的,就是醫學院前院長林兆鑫,在2009年因為侵吞港大捐獻及病人診金共400萬元,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判入獄25個月。法官判刑時提到林兆鑫由2001年成為醫學院院長,在任六年為學院籌得14億元捐款,當中應該包括李嘉誠捐出的10億元。

到最近,林兆鑫的好友外科學系前系主任黃健靈,亦被廉署拘控,被控四項罪名,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和偽造賬目。黃健靈自1982年出任外科學系系主任,在2004年,年屆64歲高齡仍獲延任五年,惹來各方不滿。身為校長的徐立之,竟然容許黃健靈掌管學系20多年,對醫學院出現的種種管理問題應負上一定責任。

大約兩年前,筆者獲邀參加大學畢業同學的聚會。聚會期間,港大副校長徐碧美花了頗長時間大談校園擴展計劃,並且強調港大重視學生的道德教育。港大若恪守「明德格物」的校訓,而不是專注和權貴打交道,便不應出現「民調風波」、「出賣」醫學院冠命權,以及種種貪污腐敗的行為。大學要推行德育,就請高層樹立良好榜樣給學生效法。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
作者網誌:lampunlee.blogspot.com
出處: 壹週刊 | 2011-08-04 A004| 時事| 壹角度 4/8/2011| By 林本利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林氏力牆:人口政策助唐英年上位

十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剛好結束,透過人口普查可以搜集到關於本地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的最新資料,方便政府規劃和制訂政策。

今次人口普查的預算政府開支約為五億元,以現時全港大約240萬個住戶計算,每戶的開支約為210元,與去年五區公投的每票開支相若。政府花費五億元做人口普查,卻缺乏長遠和可持續的人口政策,人口政策變得可有可無。

還記得2002年7月首任特首董建華連任後,便推行高官問責制,重組政府管治架構,將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廢掉武功,不用再負責統領一眾局長。董建華見曾蔭權投閒置散,便安排他統籌人口政策制訂工作,並為此成立人口政策專責小組。

經過半年多的工作,專責小組在2003年2月發表報告書,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檢討單程證計劃,提升各階層人士的教育水平,吸納更多內地學生和人才來港,推廣投資移民政策,以及制訂政策以應付人口老化問題。最離奇的是報告書還建議開徵外傭稅每月400元,每年為政府帶來10億元收入,把外傭納入香港人口政策的一部份。

報告書建議政府撥出資源,以監察人口政策,跟進各長遠人口問題,定期檢討政策及發表報告。但據筆者了解,自2003年後,到董退曾上,政府便沒有再認真檢討人口政策。要等到去年出現大量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逼爆產房的情況,特首曾蔭權才在施政報告中重提檢討人口政策,找疑似特首候選人唐英年負責。

政府一直輕視人口政策,難怪近年不少具爭議的政治議題,包括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內地人來港炒樓,外傭居港權等,政府都處於被動位置。人口政策,似乎變成讓政務司司長上任當特首的過渡安排而已。



作者曾任教理大,現為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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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蘋果日報 | 2011-08-03 A21| 專欄專論| 林氏力牆| By 林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