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張崇德及劉美娟夫婦投訴婦產科醫生蔡明欣專業失德，經過醫委會多個月的聆訊和判決，裁定蔡醫生七項指控中四項成立，被判停牌兩年。蔡醫生聞判後神情自若，面露笑容，似乎對判決不以為然。
這次醫療事故發生在九年前，兩名事主要經過九年時間，出售物業籌集資金，花費七位數字（即過百萬元）的金錢才能找出事件真相，確定事件中蔡醫生的責任。兩名事主鍥而不捨地尋求真相，不是為自己取回公道，而是要暴露整個醫療制度的缺陷。
早於2005年，兩名事主就兒子夭折一事向醫委會投訴，並授權醫委會向涉事單位索取醫療報告，但醫委會卻以「嬰兒夭折好普通」為由，認為投訴不成立。之後他們花費大筆律師費，透過民事索償取得相關醫療紀錄，並找來專家撰寫醫療報告，要求醫委員再跟進投訴。直至2009年，醫委會經初步偵訊委員會審視有關資料後才認為投訴成立，再過幾年才展開聆訊，全個過程歷時九年，在這九年間，投訴人承受精神和財政壓力，而涉事的醫生則繼續行醫賺錢，整個投訴機制是否能做到「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
最初醫委會判定「嬰兒夭折好普通」明顯出錯，香港婦產科的醫療水平很高，每年嬰兒死亡率不到千分之二，故此每個嬰兒夭折的個案都值得重視。雖然香港婦產科的表現優秀，但正如一些醫生所說，其實每次分娩都涉及母親和嬰孩兩個人的生命，絕不能掉以輕心。在聆訊中得知蔡醫生在診所進行首次羊膜刺穿手術，僅用了五分鐘便完成，這些客觀事實為何醫委會最初認為沒有問題，要到九年後進行聆訊時才發覺問題多多？
長久以來，醫委會被指「醫醫相衞」，大量醫療事故的投訴不獲受理。若然投訴成立，仍要經過長時間排期聆訊；幾年後展開聆訊和作出判決，即使裁定醫生專業失德，一般只是被罰停牌幾個月。雖然今次屬於嚴重醫療事故，但醫委會暫代主席麥列菲菲認為不能偏離過往罰則，故只能罰蔡醫生停牌兩年。
這次醫療事故令筆者想到經濟學家嘉素（Reuben A. Kessel）在1958年發表的論文，分析美國醫療市場如何建立壟斷勢力。嘉素認為自1847年美國醫學會成立後，便透過發牌制度，對大學醫學院的評審和對醫院的各種操控，成功地限制國外醫生和醫科畢業生人數，去達到賺取壟斷收入的目的。美國醫學界為了維護整個行業的經濟利益，禁止醫生賣廣告，禁止醫生互相公開批評，以及避免醫生在醫療事故中作專家證人，損害同業利益。
自從美國政府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修改移民法例後，有更多國外醫科畢業生可以取得執業資格，醫生供應增加，醫生的收入已大不如前。反觀在香港，十多年前的哈佛專家小組認為本地的醫生地位優越，純粹靠自我監管，缺乏外界有效監察。由於醫療服務和收費透明度低，醫醫相衞的情況普遍存在，故此哈佛專家小組質疑現存制度是否真正符合病人和公眾的利益。
誠然香港的醫療水平十分高，但醫療服務供應不足和缺乏透明度，醫醫相衞的情況依然普遍。十多年前已有聲音要求重整醫委會架構，委任更多非本地醫生和業外人士出任委員，以增加醫委會的公信力。政府和醫委會應藉今次嚴重醫療事故，審視醫委會現行架構和法例，並作出適當修正，以免市民對整個醫療制度失去信心。
這次醫療事故發生在九年前，兩名事主要經過九年時間，出售物業籌集資金，花費七位數字（即過百萬元）的金錢才能找出事件真相，確定事件中蔡醫生的責任。兩名事主鍥而不捨地尋求真相，不是為自己取回公道，而是要暴露整個醫療制度的缺陷。
早於2005年，兩名事主就兒子夭折一事向醫委會投訴，並授權醫委會向涉事單位索取醫療報告，但醫委會卻以「嬰兒夭折好普通」為由，認為投訴不成立。之後他們花費大筆律師費，透過民事索償取得相關醫療紀錄，並找來專家撰寫醫療報告，要求醫委員再跟進投訴。直至2009年，醫委會經初步偵訊委員會審視有關資料後才認為投訴成立，再過幾年才展開聆訊，全個過程歷時九年，在這九年間，投訴人承受精神和財政壓力，而涉事的醫生則繼續行醫賺錢，整個投訴機制是否能做到「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
最初醫委會判定「嬰兒夭折好普通」明顯出錯，香港婦產科的醫療水平很高，每年嬰兒死亡率不到千分之二，故此每個嬰兒夭折的個案都值得重視。雖然香港婦產科的表現優秀，但正如一些醫生所說，其實每次分娩都涉及母親和嬰孩兩個人的生命，絕不能掉以輕心。在聆訊中得知蔡醫生在診所進行首次羊膜刺穿手術，僅用了五分鐘便完成，這些客觀事實為何醫委會最初認為沒有問題，要到九年後進行聆訊時才發覺問題多多？
長久以來，醫委會被指「醫醫相衞」，大量醫療事故的投訴不獲受理。若然投訴成立，仍要經過長時間排期聆訊；幾年後展開聆訊和作出判決，即使裁定醫生專業失德，一般只是被罰停牌幾個月。雖然今次屬於嚴重醫療事故，但醫委會暫代主席麥列菲菲認為不能偏離過往罰則，故只能罰蔡醫生停牌兩年。
這次醫療事故令筆者想到經濟學家嘉素（Reuben A. Kessel）在1958年發表的論文，分析美國醫療市場如何建立壟斷勢力。嘉素認為自1847年美國醫學會成立後，便透過發牌制度，對大學醫學院的評審和對醫院的各種操控，成功地限制國外醫生和醫科畢業生人數，去達到賺取壟斷收入的目的。美國醫學界為了維護整個行業的經濟利益，禁止醫生賣廣告，禁止醫生互相公開批評，以及避免醫生在醫療事故中作專家證人，損害同業利益。
自從美國政府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修改移民法例後，有更多國外醫科畢業生可以取得執業資格，醫生供應增加，醫生的收入已大不如前。反觀在香港，十多年前的哈佛專家小組認為本地的醫生地位優越，純粹靠自我監管，缺乏外界有效監察。由於醫療服務和收費透明度低，醫醫相衞的情況普遍存在，故此哈佛專家小組質疑現存制度是否真正符合病人和公眾的利益。
誠然香港的醫療水平十分高，但醫療服務供應不足和缺乏透明度，醫醫相衞的情況依然普遍。十多年前已有聲音要求重整醫委會架構，委任更多非本地醫生和業外人士出任委員，以增加醫委會的公信力。政府和醫委會應藉今次嚴重醫療事故，審視醫委會現行架構和法例，並作出適當修正，以免市民對整個醫療制度失去信心。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活道教育中心 http://www.livingword.edu.hk
作者網誌：lampunlee.blogspot.com
蘋果日報 | 2014-06-10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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