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教育局一直要求出版商將課本和教材分拆，以為這樣便可促使教科書價格大幅下調，令到學生家長得益。
筆者之前撰文，指出教科書成本和售價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局不時修改課程，要求課本送審，以及推行母語教育等政策所致。筆者在1989年出版高考（即大學入學試）經濟學課本，只有英文版本，黑白製作，不用送審，全書300頁，每本售價不過80元。
到1992年，當時的考試局開始容許高考考生以中文作答，但市場上卻沒有中文版本的高考經濟學課本，政府不惜動用公帑資助出版社將英文版本的課本翻譯成中文。隨高考可以用中文作答，兼且在考試成績單上不會列明作答語言，愈來愈多考生選擇以中文作答。
1998年，前特首董建華一刀切推行母語教學政策，指令所有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必須同時使用中文課本，不能使用英文課本。這個政策，令中文課本市場迅速增長，促使出版商投放更多資源去爭逐市場佔有率。但很不幸，母語教學政策不但令本地學生的英文水準大幅下降，更導致教科書成本和價格大幅上升，最終損害了學生和家長的利益。
熟悉教科書市場的人都知道，教科書的主要成本是開發和製作成本，一套用兩年（會考）或三年（初中或新高中）的教科書，開發及製作成本動輒要數百萬元，甚至過千萬元。除了這筆巨額的「入場費」外，另一主要成本就是印刷費。
每本教科書的印刷費，主要視乎印刷量，顏色多少和紙張質素並非重要因素。一本百多頁的彩色教科書，印刷量若有一萬本，每本印刷成本不過10多元；若印刷量只得一千本，成本便要數十元。過去二、三十年，中小學生人數急速下降，從過往每個年級有十萬人，下跌至現在個別年級只得五、六萬人，教科書的印刷量自然大減。再加上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出版社要分別印製中英文版本，印刷量再要打個折扣。過去幾年，出版商投入大量資源開拓新高中市場，十多間出版商經過一輪「大廝殺」後，實際可以回本的恐怕只得幾間。2009年推出新高中中四課程後，學生選修的科目由過往一般的八科至九科（甚至十科），減少至只得六科至七科，令每科選修人數大幅下跌。到去年九月，出版商發覺中四及中五的課本銷量突然大減，經調查後發覺部分升讀中五的學生，放棄選修某些科目，並將中四課本出售。不少「手緊」的學生，即使繼續選修某一科目，亦把手上課本出售去賺取外快，以致出現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試還未正式開考，二手課本已充斥市場的情況。
一本零售價100元的教科書，出版商一般是以八折價錢出售給書局（書局再以九折或九五折出售），實際收入只得80元。這80元中，約有10元是作者的版稅（零售價10%），餘下70元，要支付印刷費、員工（包括編輯和營業員）薪金、租金及其他營運支出，餘下的收入未必足夠抵銷開發和製作成本。特別當市場萎縮，生產規模下降，印刷成本不斷上升，出版商的「剩餘收入」十分有限，能夠賺到多少暴利呢？筆者相信教育官僚是很清楚出版商面對的惡劣經營環境，但為何仍然要不斷打壓出版商，突然更改遊戲規則，強行要求出版商把現有課本和教材分拆？出版商為了競爭，早已把教材（包括由作者撰寫的教師手冊）送給老師參考和使用，現在又怎能要求他們付費購買？出版商若收到老師（或學校）支付的教材費，又如何和作者及其他版權人攤分？教育局說不排除自己製作課本或以招標形式出版課本。若是由政府插手出版教科書，恐怕成本會更高，市場更容易被壟斷操控，嚴重損害香港的言論和出版自由。
出處: 壹週刊 | 2011-05-05 | A008| 時事| 壹角度 5/5/2011| By 林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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