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期在這個專欄中，提到自從2011年5月正式推行最低工資條例後，除了最低薪的打工仔外，其餘大部分基層打工仔的薪金都追不上同期通脹，扣除通脹後的實質薪金不升反降。同時間，細價樓樓價和租金大幅上升，令基層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
文章在6月8日截稿，一日後，行政會議開會後決定在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的機制外，額外加薪0.5%。經額外加薪後，低級公務員加薪幅度一如以往與中級看齊，加薪4.62%，而高級公務員則加薪3.96%（包括因數據問題調高淨指標0.4%）。輿論普遍質疑行會在沒有提供足夠理據下，便宣布額外加薪0.5%，開了一個壞先例。不少市民因不滿公務員本身已「薪高糧準」，又享有長俸，服務表現卻欠佳，故此反對額外加薪。
聽到消息後，筆者直覺認為行會是有考慮過基層公務員的生活壓力而額外加薪，在情在理上接受額外加薪給中、低級公務員。至於高級公務員，通脹數據顯示他們承受的通脹壓力較基層公務員為低，故此覺得未必需要額外加薪0.5%。特別是月薪在10萬元以上的文職公務員，去年10月因應「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已額外加薪3%（合共加9%）。行會今次「一刀切」額外加薪0.5%的決定，只會進一步擴大香港人的收入不均情況。
後來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及立法會文件指，今次做法符合既有機制，承認0.5%額外加幅並非「科學法」計算。按照現行機制，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決定公務員加薪幅度，除了薪酬趨勢淨指標外，還會考慮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政府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及公務員士氣等因素。
因此，行會經考慮六大因素後決定額外加薪0.5%，做法符合既有機制，與之前突然以「一籃子」因素拒絕發牌給港視的做法不同。但行會是基於哪些因素，是否因顧及生活費用變動，抑或公務員士氣而額外加薪，實應盡快作出交代，以釋除公眾疑慮。
根據資料，過去二十多年，政府試過多次不按薪酬趨勢淨指標去調整公務員薪金。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本地通脹達到雙位數字，政府調低三個級別公務員加薪幅度，以免刺激通脹。到1993年通脹稍為放緩，中、低級公務員加薪幅度則高於淨指標。到1999至2001年，香港出現通縮，私人市場薪酬下跌，淨指標出現負數，但公務員只是凍薪，沒有按照機制減薪。當時筆者已呼籲政府應調低公務員薪金至九七回歸時的水平，才能有效縮減財赤。不應大幅削減新入職公務員的薪酬，造成同工不同酬，損害年輕公務員的士氣。只可惜當時政府不聽勸諭，不肯齊齊減薪，要等到梁錦松出任財政司司長後才肯大刀闊斧地減薪，令政府財赤得到改善。
文章在6月8日截稿，一日後，行政會議開會後決定在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的機制外，額外加薪0.5%。經額外加薪後，低級公務員加薪幅度一如以往與中級看齊，加薪4.62%，而高級公務員則加薪3.96%（包括因數據問題調高淨指標0.4%）。輿論普遍質疑行會在沒有提供足夠理據下，便宣布額外加薪0.5%，開了一個壞先例。不少市民因不滿公務員本身已「薪高糧準」，又享有長俸，服務表現卻欠佳，故此反對額外加薪。
聽到消息後，筆者直覺認為行會是有考慮過基層公務員的生活壓力而額外加薪，在情在理上接受額外加薪給中、低級公務員。至於高級公務員，通脹數據顯示他們承受的通脹壓力較基層公務員為低，故此覺得未必需要額外加薪0.5%。特別是月薪在10萬元以上的文職公務員，去年10月因應「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已額外加薪3%（合共加9%）。行會今次「一刀切」額外加薪0.5%的決定，只會進一步擴大香港人的收入不均情況。
後來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及立法會文件指，今次做法符合既有機制，承認0.5%額外加幅並非「科學法」計算。按照現行機制，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決定公務員加薪幅度，除了薪酬趨勢淨指標外，還會考慮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政府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及公務員士氣等因素。
因此，行會經考慮六大因素後決定額外加薪0.5%，做法符合既有機制，與之前突然以「一籃子」因素拒絕發牌給港視的做法不同。但行會是基於哪些因素，是否因顧及生活費用變動，抑或公務員士氣而額外加薪，實應盡快作出交代，以釋除公眾疑慮。
根據資料，過去二十多年，政府試過多次不按薪酬趨勢淨指標去調整公務員薪金。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本地通脹達到雙位數字，政府調低三個級別公務員加薪幅度，以免刺激通脹。到1993年通脹稍為放緩，中、低級公務員加薪幅度則高於淨指標。到1999至2001年，香港出現通縮，私人市場薪酬下跌，淨指標出現負數，但公務員只是凍薪，沒有按照機制減薪。當時筆者已呼籲政府應調低公務員薪金至九七回歸時的水平，才能有效縮減財赤。不應大幅削減新入職公務員的薪酬，造成同工不同酬，損害年輕公務員的士氣。只可惜當時政府不聽勸諭，不肯齊齊減薪，要等到梁錦松出任財政司司長後才肯大刀闊斧地減薪，令政府財赤得到改善。
筆者一直相信有機制總勝過無機制，避免有人為私利而任意妄為。例如2003年大學薪酬跟公務員薪酬脫鈎之後，大學高層大幅調高自己的薪酬，前線基層員工則備受剝削。然而，機制始終是死的，人是生的，當機制有所不足，未能反映實際情況時（包括物價指數未必真正反映通脹），決策者應本着維護公眾利益（而不是私利），作出符合現實情況的決定。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決策官員若能夠果斷地要求公務員齊齊減薪，而非單單針對新入職者，相信年輕一代亦不會對現時的政治老人，以及既得利益者如此反感。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活道教育中心 http://www.livingword.edu.hk
作者網誌：lampunlee.blogspot.com
壹週刊 | 2015-06-18 |A008| 時事| 壹角度 By 林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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