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麥齊光獲委任為發展局局長，隨即被傳媒揭發他與同事曾景文互相租住對方擁有的住宅單位，藉以申領政府租屋津貼。麥齊光上任12日後便宣佈請辭，與曾景文同被廉署拘控。法官昨日裁定二人全部控罪成立，押後至八月八日判刑。
麥齊光與曾景文互相租住物業，之後授權對方全權處理所租住物業的買賣，可以自行決定售價，顯然有違常理。麥與曾二人在1985至1990年間犯案，距今已經20多年，若非麥齊光獲梁振英賞識，傳媒追查問責官員有否誠信問題，外人根本難以知道二人過往的犯案資料。
政府向高級公務員提供宿舍或者租屋津貼，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在殖民地時期，政府高官多數來自英國，並沒有打算在香港定居。既然這些高官沒有置業大計，政府於是為他們提供宿舍。後來由於外籍高官數目越來越多，以致政府宿舍不敷應用，政府於是改為提供租屋津貼，讓高級公務員可以在私人市場，租用合適的單位居住。類似的租屋津貼計劃，逐步擴展至其他法定機構，包括接受政府資助的大學和專上院校。
上世紀八十年代，政府大力推行公務員本地化政策，越來越多本地華人有機會晉升高級職位。但政府的房屋福利卻原封不動，只許申請租住宿舍或申領租屋津貼，不可以將津貼用作供樓。基於中國人渴望自置居所的心態，或者擔心樓價飆升，退休後無處棲身，不少高級公務員或大學教職員，用互租對方物業，或者以成立空殼公司、信託聲明和授權書等方法，試圖隱藏業主身份，向政府申領租屋津貼。
今次法官裁定麥曾二人全部控罪成立，是相信二人是租住單位的真正業主，利用公帑幫自己投資物業，並非真正租住單位。他們在租約上只列出妻子為業主，又在租約上填寫誤導地址，明顯是想在申領租津時隱瞞利益，令政府蒙受經濟損失，行為屬不誠實。
簡單的經濟學分析，都能夠推斷到假若津貼的金額相同，公務員都會傾向選擇現金津貼，或者自行決定是否將津貼用作供樓，而不會選擇只作租屋的租屋津貼。政府硬性規定公務員只能把租屋津貼用作租屋，不能「折現」或者用作供樓，其實是限制公務員的選擇，對社會帶來一定「浪費」。到1990年，政府決定引入居所資助計劃，容許公務員選擇加入計劃，將至少一半津貼用作供樓，其餘可以折現。
純粹從功利主義角度看，公務員租屋津貼計劃明顯帶來「經濟浪費」。兩個公務員簽訂虛假租約，住在自己擁有的物業之內，沒有令政府及其他人受損。然而，當政策確立後，即使政策本身缺乏經濟效益，公務員亦必須遵守，決不能違反誠信，想盡辦法，甚至不惜犯法去迴避租屋津貼的種種限制。
過去已有不少高級公務員及大學教職員，因為違反租屋津貼規定，向政府及大學作出虛假聲明，隱瞞本身是租住單位的真正業主，後來被揭發和定罪。類似麥曾二人的情況，相信不是個別事件，若果政府及大學仔細查核記錄，相信會找到大量違規個案。
類似麥曾二人的違規事件可能在十多二十年前發生，涉及違規的往往是十分相熟和要好的同事。他們一旦反目成仇，其中一方可能藉此要脅另一方，苛索金錢，或者要求給予晉升機會。故此，公務員事務局不妨考慮尋求律政司意見，看看能否容許過去違規的公務員，主動投案和退還津貼（加上利息），以換取減刑。這總好過讓一群違規的高級公務員終日惶恐不安，甚至被人「脅持」，影響政府的正常運作。
蘋果日報 | 2013-06-25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麥齊光與曾景文互相租住物業，之後授權對方全權處理所租住物業的買賣，可以自行決定售價，顯然有違常理。麥與曾二人在1985至1990年間犯案，距今已經20多年，若非麥齊光獲梁振英賞識，傳媒追查問責官員有否誠信問題，外人根本難以知道二人過往的犯案資料。
政府向高級公務員提供宿舍或者租屋津貼，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在殖民地時期，政府高官多數來自英國，並沒有打算在香港定居。既然這些高官沒有置業大計，政府於是為他們提供宿舍。後來由於外籍高官數目越來越多，以致政府宿舍不敷應用，政府於是改為提供租屋津貼，讓高級公務員可以在私人市場，租用合適的單位居住。類似的租屋津貼計劃，逐步擴展至其他法定機構，包括接受政府資助的大學和專上院校。
上世紀八十年代，政府大力推行公務員本地化政策，越來越多本地華人有機會晉升高級職位。但政府的房屋福利卻原封不動，只許申請租住宿舍或申領租屋津貼，不可以將津貼用作供樓。基於中國人渴望自置居所的心態，或者擔心樓價飆升，退休後無處棲身，不少高級公務員或大學教職員，用互租對方物業，或者以成立空殼公司、信託聲明和授權書等方法，試圖隱藏業主身份，向政府申領租屋津貼。
今次法官裁定麥曾二人全部控罪成立，是相信二人是租住單位的真正業主，利用公帑幫自己投資物業，並非真正租住單位。他們在租約上只列出妻子為業主，又在租約上填寫誤導地址，明顯是想在申領租津時隱瞞利益，令政府蒙受經濟損失，行為屬不誠實。
簡單的經濟學分析，都能夠推斷到假若津貼的金額相同，公務員都會傾向選擇現金津貼，或者自行決定是否將津貼用作供樓，而不會選擇只作租屋的租屋津貼。政府硬性規定公務員只能把租屋津貼用作租屋，不能「折現」或者用作供樓，其實是限制公務員的選擇，對社會帶來一定「浪費」。到1990年，政府決定引入居所資助計劃，容許公務員選擇加入計劃，將至少一半津貼用作供樓，其餘可以折現。
純粹從功利主義角度看，公務員租屋津貼計劃明顯帶來「經濟浪費」。兩個公務員簽訂虛假租約，住在自己擁有的物業之內，沒有令政府及其他人受損。然而，當政策確立後，即使政策本身缺乏經濟效益，公務員亦必須遵守，決不能違反誠信，想盡辦法，甚至不惜犯法去迴避租屋津貼的種種限制。
過去已有不少高級公務員及大學教職員，因為違反租屋津貼規定，向政府及大學作出虛假聲明，隱瞞本身是租住單位的真正業主，後來被揭發和定罪。類似麥曾二人的情況，相信不是個別事件，若果政府及大學仔細查核記錄，相信會找到大量違規個案。
類似麥曾二人的違規事件可能在十多二十年前發生，涉及違規的往往是十分相熟和要好的同事。他們一旦反目成仇，其中一方可能藉此要脅另一方，苛索金錢，或者要求給予晉升機會。故此，公務員事務局不妨考慮尋求律政司意見，看看能否容許過去違規的公務員，主動投案和退還津貼（加上利息），以換取減刑。這總好過讓一群違規的高級公務員終日惶恐不安，甚至被人「脅持」，影響政府的正常運作。
作者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活道教育中心 http://www.livingword.edu.hk
網誌：lampunlee.blogspot.com蘋果日報 | 2013-06-25 |A08| 專欄專論| 社論 | 經濟學家 林本利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