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投資成立的公司絕大部分蝕本，過去幾年炒賣股票和衍生工具又錄得巨大虧損，加上高層人士薪酬特高（見審計署報告），大學又如何應付得來，達致收支平衡，甚至出現盈餘？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大學擁有印製文憑（或畢業證書）的權利，若發覺入不敷支，只需要增加收生，開動印刷機增加印量，將所得學費收入用作支付使費，便可以收支平衡。這類似中央銀行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透過印鈔購入國債，讓政府可以增加開支。
文憑量化寬鬆政策的始作俑者，就是特區政府的教育官僚。回歸後，政府出現多年財赤，要控制大學教育開支。政府以學生有工作收入為由，取消授課式深造課程（taught postgraduate）的資助，要求大學以自負盈虧方式提供有關課程。大學於是大幅度調高學費，一些兩年兼讀制的碩士課程，學費由幾萬元大幅調高至十多萬元。大學畢業生工作幾年後想繼續進修，很容易會耗盡積蓄，買樓、結婚、生仔等計劃被迫押後。
此外，前特首董建華在2000年的施政報告中，突然提出專上學額大躍進。特區政府為了達到學額指標，拿出幾塊土地讓有興趣的辦學團體競投，以及給予政府貸款用作興建教學大樓。理大便向政府申請約九億元貸款，由校董負責在紅磡和西九龍興建教學大樓，專門用作提供副學士課程。
政府不但沒有增加大專教育的經常開支，反而說為了公平競爭，逐步削減副學士（或非學位）課程的資助。大學於是將課程改為以自負盈虧方式經營，將學費大幅度調高，增加學生的負擔。
在教育官僚的推動下，各間高等院校一窩蜂大幅度增加各類自負盈虧課程的學額。當院校發覺有利可圖，就更落力增辦課程，在報章雜誌大賣廣告促銷，實行大做生意，忽略了教學各方面的配套工作。
以理大為例，2001/02學年，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及兼讀制的學生接近17,000人。由於政府削減資助，到2010/11學年，政府資助的學生跌至不足15,000人，下跌了一成多。但同期自負盈虧課程的學生人數則大幅上升366%，由約3,000人增至超過14,000人。理大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學生人數更上升2,600%，由最初的240人上升至現時的6,500人。
在教育官僚的推動下，各間高等院校一窩蜂大幅度增加各類自負盈虧課程的學額。當院校發覺有利可圖，就更落力增辦課程，在報章雜誌大賣廣告促銷，實行大做生意，忽略了教學各方面的配套工作。
以理大為例，2001/02學年，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及兼讀制的學生接近17,000人。由於政府削減資助，到2010/11學年，政府資助的學生跌至不足15,000人，下跌了一成多。但同期自負盈虧課程的學生人數則大幅上升366%，由約3,000人增至超過14,000人。理大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學生人數更上升2,600%，由最初的240人上升至現時的6,500人。
過去十年，理大的學生總數由20,000人，大幅上升近倍，現在相信已逼近40,000人。十年前，理大從非教資會課程得到大約2億元的學費收入，現在這方面的學費收入已超過10億元，成為大學一個主要的收入來源。
根據資料，教資會課程的學生成本每年超過20萬元，但同類非教資會課程的學費卻不足10萬元，兼且有利可圖，當中可能出現以公帑補貼大學做生意的問題。個別院系將自負盈虧課程的學生混入教資會課程之內，用政府資源高薪聘請教授專門教授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將教資會課程的教學責任留給低薪的導師和教學助理，甚至以時薪數百元外判給兼職老師。近年教資會開始正視賬目不清的問題，限期要求大學撥亂反正。
大學不斷加印文憑，大學學位自然大幅貶值。最可笑的是一些大學，竟然自誇每年新生過萬人。那些過去付出十足努力才能取得畢業證書的校友，不知有何感想？（論理大公司管治之七）（按：關於理大附屬公司的管治問題，讀者可參考調查報告，見http://www.polyu.edu.hk/cpa/IRP）
根據資料，教資會課程的學生成本每年超過20萬元，但同類非教資會課程的學費卻不足10萬元，兼且有利可圖，當中可能出現以公帑補貼大學做生意的問題。個別院系將自負盈虧課程的學生混入教資會課程之內，用政府資源高薪聘請教授專門教授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將教資會課程的教學責任留給低薪的導師和教學助理，甚至以時薪數百元外判給兼職老師。近年教資會開始正視賬目不清的問題，限期要求大學撥亂反正。
大學不斷加印文憑，大學學位自然大幅貶值。最可笑的是一些大學，竟然自誇每年新生過萬人。那些過去付出十足努力才能取得畢業證書的校友，不知有何感想？（論理大公司管治之七）（按：關於理大附屬公司的管治問題，讀者可參考調查報告，見http://www.polyu.edu.hk/cpa/IRP）
林本利
作者網誌：lampunlee.blogspot.com
壹週刊 | 2011-10-06 A004| 時事| 壹角度 06/10/2011| By 林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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